摘要
民国时期的电视并非实体电视设备，而是传播而来的电视知识。利用二手知识的异国转译，依靠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媒介呈现，新的电视技术、传像元件和传像原理知识纷纷传入中国。转译初期，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较为模糊，称谓较为散乱。随着知识转译程度的加深，“电视”称谓获得广泛认可。这一时期的电视作为一种想象性的技术知识及其观念，与中国本土的观念对接，实现传统观念和媒介想象的结合。在美好的畅想中，国人将电视技术视为商业契机、娱乐方式，在想象的背后，更是蕴含着国人对于国富民强、兴本固邦的渴望。本文将考察民国时期电视知识的传入状况，明确当时国人对电视的认知，并梳理电视知识如何完成在中国的想象式在地化呈现。 在知识引入层面，民国时期电视知识总量较少，但知识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连续性使这一传播过程完整且富于变化。西方电视机械的成功试用令人振奋，也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电视知识转译频次达到历年高峰，同样的传播高峰也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传播的过程中，报纸、杂志和专书等媒介呈现形式为电视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强大承载力且表现出极具特色的传播风格。在传播内容上，新奇见闻与专业知识并重；形式上，以图叙文成为传播电视知识时的一大风尚。正是在知识引介和广泛的讨论过程中，电视概念和内涵发生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过程也正是国人的电视认知观念变化的过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国内开始将“Television”与中文对译，并逐渐诞生出“无线电传影术”“无线电影”“电传电影术”等多种指代称谓。在众多文章讨论中，“电视”一词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指代“Television”的对译名词。在一系列文章表述和辞典刊载中，从最开始的零星介绍到后来的多频次多版面刊载，从讨论“电波”“传像”的意涵到探寻“瞬时传远”和电视功能的发展趋向，电视知识的传播逐渐全面、深刻，电视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且标准化。丰富且全面的知识展现形式为国人认识电视提供了前提。 民国时期引介的电视知识不仅包含电视新进见闻，还有对国外电视发展进程的全盘梳理、对电视技术发展阶段的规划、对电视基本工作原理的讲解，甚至对电视技术难题也都曾进行讨论。对先进知识的渴求，对获取新知、谋求改变的渴望促使着人们不断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但这一时期人们对电视技术的认知还处于较为模糊的水平，有观点认为电视技术是电话的伴随性工具、甚至是现有技术加工后的产物。 随着电视技术逐渐发展成熟，电视传像功能大放异彩。电视凭借强大的视觉传递优势，在电视技术知识靡一传入时就让人们发出“千里眼”的赞叹，认为电视技术仿佛“千里眼、顺风耳”一般，能极尽望、闻之能事。更重要的是，以显像技术为凭借，电视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商品和体验方式，使当时的人们发出“电视术必将成商业化”的感叹。人们甚至在电视还未来临时，就想象起电视技术改变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认为电视技术拥有改变人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认为人的选择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电视技术的发展取向。而电视技术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一项全新的技术引起的剧变足以覆盖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军事、教育、生活等领域可能发生的改变的期盼是催促人们学习电视知识、了解电视技术的根本动力。人们笃定的认为，电视在军事作战中可充当作战“指南针”与“宣声筒”之用，在医学、天文学等领域有望成为“民众教育之利器”，甚至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发布寻人启事、监控工事等。面对电视技术的强大吸引力和中西差距，当时的国人不免发出“安不可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感慨。而根本上，慨叹的背后是国人对于国家富强、兴本固邦的渴望。也正是在这种奋起直追精神的推动下，当时的国人极力转介电视技术知识，促使电视知识大量引入，从而形成一幅较为连续的民国电视知识传播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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