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策创新是中国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解中国政策过程的关键要素。但现今研究多聚焦于社会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并不多。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创新的动力因素、行为差异和微观机制，选取的案例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本文基于政府间关系、政策创新扩散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相关理论，构建了“动力—差异—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演进进行了梳理，解释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创新的动力因素及差异化的行为选择，并通过对C市案例的单案例纵向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进行产业政策创新时的微观机制。 具体而言，本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变迁、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创新的内容差异化和政策主题变迁、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中的地方微观机制四大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新兴产业政策的发展是通过不同的政府间互动去实现各政策发展阶段目标的政策循环，在政策循环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政策创新动力，地方政府会综合考虑内部属性及地方利益、水平及垂直方向的政府政策行动来进行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创新决策。 通过回顾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历程，本文发现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发展是一种伴随着强烈变革的渐进式过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并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非此即彼的单一扩散模式，而是不同层级政府共同参与的政策过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策略化互动是推动这一政策发展的关键要素。2007年到2014年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度建立阶段。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中，中国政府通过灵活的探索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政策方案。2014年7月至今是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度完善阶段。地方政府在《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这一中央政策框架下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并制定政策细则，中央政府也依据地方政府的实践效果进行制度规范和制度完善。 就政策创新下的央地关系而言，制度建立阶段中央层级推动地方政策创新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启发和命令两种。而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试点方式推动政策建立。依据地方政府对于政策方案的确定程度不同，政策试点分为单方案试点和多方案试点。依据试点地区选择方式的不同，政策试点可以分为一地试点和多地试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省级试点进一步说明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如何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并显示出中国政策试点蕴于实践的科学理念。 通过事件史模型，本文发现城市政府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创新受到内部属性因素和扩散机制因素的影响。在各个阶段，面临城市污染问题严重的城市，更可能采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创新。此外，地级市的科技支出水平、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比重）也在内部属性模型中显著。与此同时，影响城市政府社会政策创新的外部因素来自水平方向上的政府间互动，而来自上级省级政府信号对地市级政府的政策采纳并未有显著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创新包含政策建立和政策细则制定这两种行动。对于一些政策而言，政策的建立和细则制定是统一的。在一致的国家政策框架下，地方政府进行政策细则创新并形成内容差异。本研究还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分析政策在不同层级政府间扩散过程中的主题变迁，揭示我国各级政府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的政策细则传递及差异，不同层级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划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而这也实现了各自在政策框架内的政策创新。 最后，通过对C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的单案例纵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新兴产业政策全过程中存在产业认知偏差、政策知行偏差和政企协同偏差三大情景机制，而地方政府通过背后的行为机制，即所谓的转译过程机制在产业选择、产业孵化和产业升级三阶段弥合了所谓的偏差，并在此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政策浅层创新、深层创新和政策再创新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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