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推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是我国增强制造业发展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本质是制造企业依靠数字企业提供的数字技术以及数智产品和服务，对其资源配置、生产流程和经营模式进行更新和重组，从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呈现不可逆转的态势。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机理，测度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探索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依据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从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以及融合发展的过程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其次，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相关性分析对测度结果进行深入分析，探寻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时空特征。再次，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可行性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在研究时期呈良好发展态势，制造业正朝着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但也存在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各维度发展不协调等突出问题。(2)从时序特征来看，我国30个省(市、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在研究时期均呈现出梯度上升的趋势，且近几年增速有所放缓，由高速增长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同时，除东部地区外，各地区两极分化特征凸显，其中东北地区的极化现象较为严重，中部与西部地区在研究时期趋于弱化。(3)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式递减分布，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但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总体地区差异有明显的缩小趋势，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缓和，四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是全国空间差异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来源。(4)科技创新与市场环境是提高本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市场环境对邻近地区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政府调控提高了邻近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但对本地的推动作用尚不显著，消费需求抑制了本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但对邻近省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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