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立图突破以往的灾异文学或书写的研究模式（即各时段灾异概况——灾异书写文体形式——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而是以灾异文献为研究基点，旨在通过对汉魏六朝灾异文献的梳理，考察以经学体系下的“灾异”知识以及遗留下来的原始“灾异”信仰为基准下的灾异书写形成的文化语境及其书写嬗变、思想旨归、文化功能、总体风貌以及历史局限。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旨在讨论书写产生的文化背景与书写形式的嬗变。在原始思维与文化仪式的影响下，有关灾异最为原初的文本形态亦然形成——灾异祷词。并且随着仪式、信仰的发展，原始的祷词文本逐渐演化成具有形象修辞的文学性文本。原始仪式神圣化的消解以及礼制的演进，官方对于灾异的应对有了一套系统化的制度——诏书颁布与奏议上疏。特别是经学思潮影响下，灾异诠释成为汉代灾异书写的主要形式。通过灾异诠释书写发表一己政见，希冀解决灾异带来的政治危机、社会问题等。与此同时，从原始巫祝管理中脱离的史官，成为汉魏时期管理灾异的重要人员，对灾异记录、阐释以及后期的整理成为史家重要的职能。在上述三种传统书写影响下，文学性创作亦然受到其影响，并且迸发出新的火花。（二）身份意识与灾异书写的不同内容，论文旨在考察不同阶层通过不同文体形式，表达志趣相异的情感旨归。首先郊庙歌词作为官方祭祀仪式下的产物，主要的目的在于传达汉王朝总体的禳灾意识；王朝灾异诏书的颁布，是集王权显现与救灾手段于一体的政治性书写的代表；汉代士人等奏议的撰写，是有志之士参政热情与政治理想的重要体现；而文人应对灾异创作的诗赋，是具有创作性、自觉性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在异变之下文人的悲悯万物、感时伤逝、忧患频频的情感。不同的身份阶层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体现了“灾异”作为信仰、知识以及客观存在的对于各个阶层的影响。（三）禳灾药石与灾异书写的文化功能。书写最为原始两个功能可以简单理解为禳灾与治病，该章主要以此为中心探讨不同形式灾异文本在政治上、情感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重要文化功能。（四）通过上述梳理与研究，总结汉魏六朝灾异书写的风貌特征以及历史局限，为汉魏六朝灾异书写作历史性定位。首先是灾异主题的生成，即苦类诗赋群体的创作。苦类诗赋的书写，集中展现了汉末时期文人对于极端气象的描绘以及特定灾异下的悲苦心境的传达与生命哲思的感发，成为后世《苦雨》、《苦热》、《苦寒》诗赋的拟作典范。其次是灾异诠释体例的垂范，即经学思维体系下诏书等官方文本的书写。汉代独有的经学灾异知识体系，使得汉魏时期士人对于灾异书写的诠释形成一定的体例：即“原天意”的天人论调、安经义的思想旨归、推阴阳的文化模式以及应谴告的现实诉求。然而，正是由于灾异知识体系的局限，导致汉魏六朝灾异书写有着极为突出的历史局限。由于主流意识观念的限制，导致其书写朝着可控性灾异解释体系的发展；由于书写主体的限制，导致书写文本阐释性文本多于创作性文本；再者由于传统灾异叙事的限制，导致后期的灾异书写朝着神异化的创作发展，脱离了现实的灾异土壤；并且，由于哀而不伤理论的限制，导致灾疫书写呈现出教化风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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