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同域分布的生态位相似物种如何通过生态位分化实现同域稳定共存，一直是群落生态学领域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栖息地分化广泛发生于相同群落中不同物种之间，是最为常见和重要的生态位分化方式，但不同生态因子在驱动和影响种间栖息地分化中的作用机制和相对重要性尚不明晰。白腹锦鸡（ 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是中国西南山地森林的代表性雉类物种，但其种群数量在栖息地退化和人为干扰的威胁下持续下降，因此均被列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地理分布重叠度高，且都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鸟类，具有相似的生态习性，同域分布的情况下会成为相互潜在的竞争者。然而，目前对同域分布的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栖息地分化格局和影响因子尚缺乏系统研究，制约了对这两个物种共存机制的了解和有效保护。 本研究于2021年4月至2023年4月，在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地森林（海拔1 500~3 000 m）内按海拔分层抽取49个1 km × 1 km的网格，使用红外相机技术对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占域动态进行监测，共安放 52 台红外相机。结合核密度估计和占域模型分析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栖息地分化格局及其季节性差异，检验物种栖息地偏好、种间竞争、捕食风险和人为干扰等生态因子对种间栖息地分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1）红外相机累计监测29 943个相机日，获得独立探测照片18 609张。繁殖季（4~8月）白腹锦鸡共探测 674只次，红腹角雉共探测 449只次，红腹角雉占域率（Ψ = 0.68 ）大于白腹锦鸡占域率（Ψ = 0.47 ），白腹锦鸡探测率（ P =0.37）大于红腹角雉探测率（P = 0.33）；非繁殖季（9~次年3月）白腹锦鸡共探测 446只次，红腹角雉共探测 305只次，红腹角雉占域率（Ψ = 0.59）大于白腹锦鸡占域率（Ψ=0.32），红腹角雉探测率（P=0.30）大于白腹锦鸡探测率（P=0.29）。 （2）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在繁殖季的栖息地重叠度高，无显著分化；而非繁殖季在距河流距离、草本盖度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栖息地重叠度低，存在显著的种间分化。 （3）在栖息地因子选择上，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二者在繁殖季和非繁殖季都倾向选择草本高度低、灌木盖度高且平坦的栖息地；繁殖季白腹锦鸡倾向于选择距河流近、乔木均高较低的栖息地，而红腹角雉则倾向于选择距河流距离较远的栖息地；非繁殖季白腹锦鸡倾向于选择距河流距离近、乔木均高较低的阳坡，而红腹角雉倾向于选择距河流距离较远、乔木均高较高的栖息地。 （4）在捕食风险方面，繁殖季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占域率都随天敌相对多度指数增加而上升，而非繁殖季天敌相对多度指数不是影响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占域率的主要生态因子。 （5）在人为干扰因子方面，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都回避人类，但白腹锦鸡占域率随距最近公路距离和家畜相对多度指数增加而上升，而红腹角雉占域率随距最近公路距离和家畜相对多度指数减少而上升。 （6）在种间相互作用方面，繁殖季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之间未表现出显著的种间相互作用，二者的占域率相互独立；而非繁殖季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之间存在负的种间相互作用，即显著的种间竞争。种间相互作用会和坡度、乔木均高、人类相对多度指数等环境因子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占域和共现。 （7）在众多的生态因子中，人类活动强度对非繁殖季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占域和共现的影响最大，是导致其栖息地分化主要生态因子，其次为种间竞争。 综上所述，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栖息地利用模式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仅在非繁殖季体现出了显著的种间栖息地分化，体现了物种在不同时期的资源需求差异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在本研究主要关注的4个生态因子中，人为干扰和种间竞争是影响非繁殖季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栖息地分化的主要因子，表明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对人为干扰的差异性响应及其与种间竞争的耦合效应是塑造种间不同栖息地利用模式的重要驱动力。本研究初步了解了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栖息地分化格局及其影响因子，有助于促进白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整合保护，同时为群落维持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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