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伊拉克王国是一个英国中东霸权体系催生的新兴国家，1921 年成立，1932年名义上独立，1958 年革命后转变成伊拉克共和国。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中等强国，伊拉克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享有特殊地位，其与邻国伊朗、沙特、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关系错综复杂，与英美苏法等大国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因此，伊拉克王国长期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所行所为直接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自建国以来，伊拉克王国一直没有摆脱英国强加的国际等级秩序的束缚。依照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论，世界秩序可以通过制衡、统制、赢得同意三种方式来构建。对伊拉克这个中等强国，英国显然更乐于采用统制的方法，利用武力胁迫来建立相互间的等级依附关系。这种不平等和依附地位所带来的伤害，一直引导着伊拉克不断抗争，抗争的方式则既有武力的，也有外交的。依据抗争强度和方式的不同，伊拉克王国对英国中东秩序的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19—1940年，此时的伊拉克王室与英国的关系，以合作为主，抗争是温和的、以外交行动为主的。一战后，英国在中东顽固推行殖民主义，并在圣雷莫会议中获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被殖民的前景，导致了1920年伊拉克地区的民族起义。迫于压力，英国在次年成立伊拉克王国，扶持费萨尔一世登台，期望通过间接控制来维护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签订。借助该条约，伊拉克于1932年获得了法理上的独立，但依旧没有摆脱英国的政治干涉。此后，英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问题上矛盾重重，而民族主义问题则成为英伊关系无法跨越的沟壑。 第二阶段是1941—1952年，这一时期伊拉克的抗争变得激烈，且在方式上不吝于使用武装斗争。1940年，以拉希德·阿里·盖拉尼为首的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激进派就要求英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伊拉克对《英伊同盟条约》的继续支持，但遭到英国的拒绝。1941 年 4 月二战地中海战场如火如荼之时，盖拉尼率领伊拉克军方发动政变，废黜了亲英的努里·赛义德政府，且透露出倒向德国的迹象。英国迅速决定派军镇压，5月底即击败盖拉尼政府。这场战争结束后，伦敦为缓和矛盾，放松了对伊拉克的控制，默许伊拉克于1942年加入联合国。1948年1月，英国同伊拉克签署《朴茨茅斯条约》，承诺撤出英国大部分军队，但要求成立一个英伊联合安全机构来“指导”伊拉克的防务。《朴次茅斯条约》的目标无疑是延续英国对伊拉克的间接控制，因此一经披露，就引起了伊拉克民众的极度不满，从而引爆了新一轮抗争浪潮。 第三阶段是在1953—1955年，这一时期伊拉克开始借助美国的力量对抗英国，以期摆脱间接控制。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革命后，埃及新政府转向美国，从而刺激了美国中东霸权野心。在此背景下，伊拉克也积极向美国靠拢，以期摆脱英国控制。伊拉克积极支持美国的“北层联盟”计划，即由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东地区北层国家组成一个防御性同盟遏制苏联的计划。1955年2月，巴格达条约组织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成立。由此，借助与美国人的准同盟关系，伊拉克实现了英伊关系的掉转。该年4月，伊拉克以允许英国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为条件，彻底废除了不平等的1930年英伊同盟条约。这标志着伊拉克最终实现了主权独立。 纵观伊拉克王国对英国主导中东秩序的抗争历程，武力和外交两种方式兼而有之，拉拢盟友（德国或美国）、团结周边（泛阿拉伯主义）、借助国际舆论和国际规范等方式均被有目的的使用。在此过程中，伊拉克不断积累着外交和斗争经验，这为伊拉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驾护航。伊拉克抵抗英国霸权的最终胜利，也揭示了中等强国对地区秩序变革的有效施动能力。因此，不仅冷战中中等强国对国际秩序变迁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中等强国对当下国际秩序结构调整的影响也需要严肃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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