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在其长期的起义运动中，太平军发布了大量文书，这些文书是了解其政治、宗教、军事和文化观念的主要窗口。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见证者和被动参与者，在华外国人在此期间翻译大量太平天国文书，并将其刊登于《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主流外报之上，从而形成太平天国形象在西方的最早流传。在这场同时涉及西方利益和基督教义的翻译活动中，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威妥玛（Thomas F. Wade，1815-1887）等基督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和长期在华生活经验，成为翻译的主导者乃至舆论的引导者，深刻影响了在华外国人群体对于这场运动的态度和西方列强政府的立场抉择。 翻译是塑造形象的一种话语建构行为，而在这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历史运动中，西方汉学家如何通过对太平天国文书的翻译建构起他们眼中的太平军形象就成为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北华捷报》刊载的太平天国文书译本中，筛选麦都思翻译的七部官书和四篇布告（1853）、威妥玛翻译的《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1858）和艾约瑟节译的《资政新篇》（1860）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文书均有原件存世，其内容涵盖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外交和军事等多个方面，能够较为立体地展现汉学家群体塑造的太平天国形象。 本论文从形象学理论出发，结合副文本理论和互文性理论，运用文本对比分析的方法，首先分别从词汇、等级关系和故事情节等三个层面研究译本中太平天国的形象建构，并联系不同历史时期译者的翻译动机及其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和情感等外部因素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其次从整体上考察几位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异同，最后简述其形象建构的效果和意义。 研究表明，由于三次翻译活动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时译者的政治立场和翻译动机也不尽相同，导致三位译者分别构建了三种不同的太平天国形象。麦都思和艾约瑟作为传教士汉学家，对太平天国文书基于基督教义的书写模式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而特定的历史背景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们的“幻想”，因此趋向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通过淡化“异教”色彩并凸显“善政”理念，构建出一个比清政府更加开明并且“具有初步基督神学思想”的太平天国形象。而威妥玛则基于一个政治家的敏锐判断，将太平神学中的异教成分展露无遗。这些形象通过主流报刊的传播引导了在华外国人群体的舆论倾向，并对列强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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