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11月15日，中国与十个东盟国家和日韩澳新四个发达国家，签署了RCEP协定。如今，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全球贸易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下，RCEP的签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动力，同时也意味着“走出去”战略进入新时期，区域一体化取得新的进展。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企业参与对外合作以及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制度距离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多是以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RCEP成员国这样既涵盖发达国家又囊括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组合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性探究还较为少见，且现有文献对于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成统一的定论。本文尝试从RCEP成员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角度入手，结合双边先行贸易的情况，研究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对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距离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探讨东道国制度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先行贸易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继续深入探究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和先行贸易的调节作用做铺垫。其次，在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了RCEP15个成员国在2008至2021年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制度距离的正式制度距离这一维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使用OLS方法和PPML方法，结合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探讨、异质性分析以及先行贸易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了正式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系、先行贸易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等。最后，本文对正式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索，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正式制度距离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 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RCEP成员国与中国的正式制度距离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第二，正式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正式制度距离方向、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存在异质性影响。与负向正式制度距离、2008—2013 时间维度和发达国家的样本相比来看，正式制度距离在正向正式制度距离、2014—2021 时间维度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在先行贸易的调节作用下，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减弱。第四，对选取样本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正式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达到门限参数值后，解释变量的系数会发生改变。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往研究视角大多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但对文献梳理后，发现当国家样本不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会出现差异。因此，本文选择RCEP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第二，在研究内容上，考虑制度距离影响的同时，引入先行贸易及其与制度距离的交乘项，分析先行贸易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第三，探究制度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关系时，在门限变量的选择上，选择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和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这三个更能体现 RCEP 成员国特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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