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1）分析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现状，考察智能手机成瘾、情绪调节困难、非适应性认知、人际关系困扰在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2）探讨情绪调节困难、非适应性认知、人际关系困扰、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 （3）探讨非适应性认知和人际关系困扰在情绪调节困难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间的中介作用； （4）验证团体辅导方案的有效性。 方法 （1）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国内外有关智能手机成瘾、情绪调节困难、非适应性认知和人际关系困扰的文献，了解各变量研究进展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2）利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国内高校中抽取74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相关变量现状，构建各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 （3）建构基于情绪调节困难、非适应性认知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方案，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进行干预，并检验干预效果。 结果 （1）智能手机成瘾与智能手机依赖者占比38.5%，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得分情况（2.57±0.67）；情绪调节困难得分状况（2.39±0.53）、非适应性认知得分状况（1.41±0.63）、人际困扰得分状况（0.23±0.19）； （2）在人口学变量上，非适应性认知在性别上（t=3.19，p＜0.01）的差异显著；智能手机成瘾（F=3.25，p＜0.05）、非适应性认知（F=2.66，p＜0.05）、人际困扰（F=3.91，p＜0.01）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人际困扰在家庭居住地上的异显著（t=2.09,p＜0.05）；智能手机成瘾（t=-1.71,p＜0.05)、情绪调节困难（t=-2.75,p＜0.01）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显著。 （3）情绪调节困难、非适应性认知、人际关系困扰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均为p＜0.01）； （4）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显示，非适应性认知与人际关系困扰在情绪调节困难和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并行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8%； （5）团辅干预后，实验组智能手机成瘾水平显著下降（p＜0.01)。 结论 （1）男生非适应性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2）智能手机成瘾在大学生群体检出率为38.5%，大四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大三学生非适应性水平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大一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程度显著高于大三学生。 （3）城镇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程度显著低于农村； （4）独生子女智能手机成瘾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情绪调节困难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5）非适应性认知与人际关系困扰在情绪调节困难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起并行中介作用。 （6）本研究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降低非适应性认知，从而减轻智能手机成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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