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全球碳排放量重新呈现增长趋势，高碳排放的生产方式对地球生态平衡和人类未来的福祉构成了严重威胁。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双碳”目标，旨在按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其中，农业是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碳排放源，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推进农业经济绿色可持续增长与农业碳减排同步发展已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同时也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相契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之一是金融服务，其不仅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具有“低碳导向”的特点，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未来，金融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绿色转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为此，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如何促进农业低碳高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以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除西藏、港澳台）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各省份农村金融集聚度和农业碳排放水平进行科学测算，系统阐述其时序演变轨迹与区域非均衡特征；然后，分层次阐述农村金融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假说；最后，利用S-GMM动态面板模型、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明晰影响效果的时序变化规律和区域差异性情况，以期为相关部门提出更为合理的碳减排措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2021年农村金融集聚度位列前三的省份分别是重庆、甘肃和贵州，依次为1.336、1.299和1.289。2005—2021年，中国13个省份农村金融集聚度表现出增长态势，余下17个省份则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农村金融集聚度的省域和区域非均衡性在波动减弱，农村金融集聚水平较低的省份多处于经济发达且地理位置集中的区域，而农村金融集聚度水平较高的省份则经济相对落后，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金融政策实施效果较为明显。 （2）2021年农业碳排放量位列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湖南、湖北和河南，依次为7494.90万吨、6218.59万吨和5669.77万吨。2005—2021年，中国13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量处于增加状态，余下17个省份则呈现下降态势。碳排放构成方面，畜禽养殖产生的平均碳排放量占比最大，但在持续下降。碳排放强度方面，2021年农业碳排放强度排在前三的省份分别是青海、上海、江西，依次为4.13吨/万元、3.11吨/万元、2.23吨/万元。考察期间中国总体农业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由2005年的4.46吨/万元下降至2021年的1.16吨/万元，降幅高达73.99%。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方面，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区域非均衡性逐渐加深，青海和上海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层级最高，且高层级省份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地区集聚特征，大多分布在中国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 （3）2005—2021年，农村金融集聚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静态面板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度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越过拐点2014年之后，前者对后者的抑制作用不断加强。动态面板模型结果显示，滞后一期农村金融集聚度对当期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比当期农村金融集聚度更深。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农地流转率在农村金融集聚度对农业碳排放影响机制中起到不完全中介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34.6%，农地流转率的提高削弱了农村金融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促进作用。 （4）2005—2021年，农村金融集聚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不同的地区特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金融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方向是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走向，而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则是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走向，作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主要与各地区金融发展阶段、农业产业结构、资源环境政策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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