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的科举制度逐渐发展完善，且已成为国家官员的主要来源，科举与官员的紧密结合，导致科举考试中诞生的同年关系，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中的影响力远超前代。以往对明代科举同年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同年群体的整体概况，及其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角色。作为科举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关系，同年关系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视角，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厘定“同年”的概念，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分析和阐明同年关系，进而考察同年关系的变迁和同年交往的相关活动，并对同年关系在官场、地方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加以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五章，依次如下： 第一章考察同年的渊源、内涵、观念及其身份认同。至迟在东汉已有类似科举同年的孝廉“同岁”。进入唐宋科举时代以来，同年有“兄弟”之义的观念始终流传不断，虽经元代科举一度停废，明初士人仍然赓续前代的基本同年观念。明代科举考试层级的发展，乡、会和殿试中的同榜中式者皆互称同年，大约嘉靖时贡生通过统一考试者也互称同年。明代科举士子对同年有兄弟之义的观念甚深，同年观念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传播，且同年有着很强的身份认同。《同年录》作为同年群体编纂的特殊名录，是同年群体自觉维护同年道义的积极表现。 第二章从社会交往的视角，探讨同年关系的建立和经营，分析同年的亲疏关系类别，以及同年关系与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构。同年关系的完全确立，往往是在科举考试后。经历《同年录》编刻和公私宴会，以及上表谢恩、谒国子监等一系列仪式之后；而中式后一段时间的交往，是同年情谊建立的开始。同年在日常交往活动中，还会通过联姻、拜师、获得感很强的抚慰和特殊的礼物馈赠等方式主动经营双方关系。同年关系亲疏不一，可依次分为信—助型、礼仪型和对立型三种；且同年双方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同年关系变亲密的原因，大体有“日久生情”和“倾盖如故”两大类。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叠加交叉时，同年关系又可主要细分为同馆同年、同乡同年和同官同年，这些关系的交叉叠加使得同年双方会有着更深层次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此外，同门同年，以及同游、同学乃至师生同年等也都存在。与此同时，同年关系有着较强的延伸性。每位同年的人际关系网络都会在同年关系网络形成后与之产生交叉，实际上也是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构。无论是同年的家人还是其他社会关系者，都不同程度地纳入到同年关系网络当中。他们往往受到同年群体在官场关照和推荐，以及生活和学问帮助等等，消极影响则小得多。 第三章考察同年的日常交往活动和交往变迁。明代同年的日常交往活动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大体分为喜丧与迎送之交、游玩与雅好之交和文字与知识之交。这些交往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增进同年双方的感情，而同年双方关系的亲疏与否，也体现在上述活动中具体的交往行为。同年会则是同年交往活动中一种特殊的形式。聚会地点多样繁杂，规模大小不一，且活动丰富多样，是同年间交流互动的极佳场域，对同年交往主要发挥积极作用。明代科举同年交往总体上呈现浇漓化的特征：洪武至弘治时期，多以道义为重；正德至万历初，道义与势利大抵参半；约万历十年后，以势利为导向占据主流。同年交往的团体化特征至迟在成、弘时期逐渐显著，同年群体试图借此维护同年应有的“兄弟”相处之道。两者构成同年关系变迁中的一体两面。同年交往的变迁，宏观上受政治局势和社会风俗的影响。正德以后，政治上相继出现权力秩序失衡和名分秩序紊乱；同时，社会上逐奢竞利之风渐重，而此二者的演变深化与同年交往中“势”和“利”因素的加重正相吻合。 第四章探讨同年关系在官场政治中的多元影响。同年群体大多具有官员身份，使得同年关系在官场和政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就同年的官场日常交往而言，在多种场合可以不受官礼的拘束，表明同年关系及同年交往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被予以认可。官场常见的科举考试和谒陵等交往活动中，则能增进双方的感情。同年私下的关系亲疏远近，投射到官场时，相应地产生积极和消极的效应。若同年双方处于礼仪型和信—助型同年关系,同年之间往往有默契的配合、良性的交流和有效的建议，以及官场的助力和申救、推荐和提携。当双方为对立型同年关系时，也会有恶意竞争乃至倾轧行为。当同年双方的亲疏关系发生转变时，则会引发上述各种官场效应的变换。深究同年关系及其官场效应间的具体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关系”网络中，“权力”可以扩散乃至转移和流通，这也造成官员的行为往往带有多样、失范乃至复杂的特征。整体同年相处的好坏及其风气，以及其中的榜样力量，会随着同年官位的升高，产生重要政治影响。一方面，那些关系亲密，又多兼具正直品格和政治才能的同年群体，无疑更容易缔造一代治世。另一方面，那些同年关系对立，或出现品行恶劣的同年。或狼狈为奸，或陷入政治斗争，无一不加速政治腐败，并形成恶劣的不良风气。不断紧张的政治氛围，以及同年相害的事例增加，也致使同年关系愈发敏感和危险。而这一现象又反向影响同年交往的风气，使得同年关系愈发难以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 第五章考察同年关系在地方和社会中的角色，勾勒同年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面貌。同年交往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不可忽略。一方面，在地方赋役征派、水利工程建设、救荒抚恤和文化建设等诸多公共事务中，同年的交往及其互动，对推动地方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地方的入祀乡贤、司法审判、科举考试中，同年个体也常常凭借同年关系实现干请，进而损害公正。抛开官员的身份，同年群体大多是社会中最具有文化地位和声望的富贵之家，他们在社会中往往成为互相帮助甚至仰赖的对象，尤其对于每一位“同年”的家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同年都可以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和声望为其解决难题，且同年群体在数量和空间分布上尤为强大。明代小说的描述也印证了“同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依靠对象，在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共识。以冯梦祯为例，可以很好地呈现同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从其16个年份的日记统计来看，梦祯至少与54位同年有过交往，并与他们建立亲疏不一的同年关系，而空间距离对同年交往有着重要影响。同年交往频率上，梦祯在南京为官时期交往的频率最高，晚年后，梦祯的同年交往频率则逐年降低。从同年交往的活动来看，梦祯与同年的日常生活交往与普通人无甚差异，但同年群体毕竟在文化修养和喜好上有着同质性，使得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得到特殊的满足。需要补充的是，同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还是会充满普通人少有的新奇和文人癖好，以及一些生活中的戏谑。 总而言之，明代科举同年有着相较前代更强的同年观念和身份认同。同年关系依据亲疏程度递减，可分为信-助型、礼仪型和对立型三种；同时也会和同馆、同乡和同官等社会关系发生交叉叠加。拥有同年关系网络，是对“同年”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构，并产生重要影响。同年群体在同年会及其他日常交往活动中不断加深感情。明代同年交往风气经历了正德以后的浇漓化；成化后，在交往形式上则呈现团体化特征，二者构成同年关系变迁的一体两面。在官场，正面的同年关系会产生积极效应，负面的同年关系则带来消极效应。同年群体的交往风气则会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正直的同年交往风气有助于形成庙堂的正义力量进而促成治世，反之则容易致使政坛腐败和朝堂斗争复杂化。同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权力“人情”往来的现象，进而损害地方利益。同年群体在社会中则以值得依靠的形象出现；以冯梦祯为例，可发现“同年”是士人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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