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3年以来，党中央更加注重就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就业、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摆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充分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公平获得经济发展红利的权利。就业是人民生活幸福的基础性工程，必须要落实到位。习总书记于就业问题的重要看法是我们在新时代工作中的重要指南和科学指引，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努力推动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让发展成果惠及14亿全体人民，为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数字经济和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综述，以我国2013—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除港澳台和西藏外）的数据为样本，建立数字经济和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从数字交易发展、互联网发展与信息化发展三个层面选取指标来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选取工作强度和满意度、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社会福利保障五个指标，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测度分析。利用熵权法客观性测算出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同时，还测算了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综合指数。其次，在综合指数测算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进行整体分析、分维度分析、分区域分析。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2013—2022年期间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但是30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我国东部地区2013—2022年1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我国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且三者之间发展水平相近。第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整体的就业质量就会越好。数字经济的三个维度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作强度的影响最为明显，福利保障排名第二，就业稳定性最弱。第三，基于人力资本的差异，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因为不同的人力资本而产生差异。最后基于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针对性地提出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在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尊重数字经济和农民工就业区域间的差异，探索适合的发展路径，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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