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劳动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环节，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线索。马克思在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劳动的辩证法中揭示人类解放与个人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人如何实现自由劳动的思想。具体而言，自由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迈入高级阶段之后的人类劳动形态:在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消灭了被迫的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消灭了国家与阶级之后，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劳动与自主活动达到了统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无需抽象的交换环节，前者直接表现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劳动也不再仅仅是人的谋生手段，而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途径。 基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相关表述的阐释与分析，本文从发展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的形成过程，一方面以自由劳动为线索重思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整体性，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着眼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遵循过渡性的”道路”思维，挖掘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的“道路”价值，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劳动解放事业提供针对性建议。 第一，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摆脱了过去的一切理论哲学底色。“劳动”概念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形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遭到统治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蔑视。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区分了人的活动可以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却把奴隶的劳动排除在外。他要研究的是“人”的活动，却不把奴隶当“人”看。过去的旧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都无力摆脱这种阶级偏见。马克思扬弃了过去的理论哲学传统,以“现实的人的活动”统筹了一切活动形式;实践不再是人的活动具体形式之一,而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其核心是生产和劳动。实践、生产和劳动都要坚持“活动”的能动性原则，由此人的生命活动形成两种结果:异化劳动和自主活动。前者表现为被统治阶级的活动，后者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活动，马克思从这种对立中考察了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人的“类本质”概念。“自由”并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动物式任性妄为，马克思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异在于人的活动不仅要合规律性还要合目的性。动物的生命活动就是它的本能活动，而人却在本能之上有一个社会的“自我”，能够有所选择。因此，人会为了谋生的目的而从事自已否定自己的活动，即异化劳动会让生活即生命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颠倒过来。所以，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主要表现为劳动自由。 第二，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劳动自由的历史展开与完成形态进行了具体分析。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自由”和“劳动”都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都具有历史性，由此决定了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自由劳动”。所谓“自由劳动”的生成过程就是劳动自由的历史展开过程。马克思把想象中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历史称为“野猪的自由历史”，他主张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也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形态的演进形成了人特有的历史。他从现实的分工条件去分析劳动自由包括了劳动解放和自主活动的普遍化。他发现了生产力水平和谋生方式对劳动自由进程的限定。谋生的劳动使得整个人类世界建立在经济的社会形态基础上。不同的谋生方式形成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之间相互对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奴隶或农奴的奴役劳动、自由民或手工业者的自主劳动以及统治者阶级的自主活动并存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让工人的生命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雇佣工人也因此有可能在自由时间内进行除了必要的生理活动之外的发展自我的自主活动。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旧式的被迫分工和雇佣劳动，才能达到劳动解放即劳动从外在压迫中解放出来;只有消灭国家和阶级，才能完成自主活动的普遍化，迈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劳动。 第三，马克思深入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去聚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度的“自由悖论”。他认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因而不存在脱离社会状态的所谓“自然状态”。正如雇佣劳动不是“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形态，自由劳动也只能是特定社会状态下的劳动形态。在商品经济中，“个体户”之间的私人自主劳动在交换之前就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劳动产品要成为商品必须在市场上交换才能实现价值。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由于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劳动者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出卖。劳动者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是自由的，但此时他并没有在劳动:当他在劳动的时候，他的劳动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因此，雇佣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表现为强制的劳动,即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想法设法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也从形式从属走向了实际从属，且有愈来愈复杂的趋势。剥削阶级的自主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自主活动都建立在雇佣劳动也就是工人劳动的不自由的基础上。但是，生产剩余劳动就是资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经过程。从资本自我否定的角度看，剩余劳动的积累既是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也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资本积累导致整个工人群体中出现了数量不小的相对剩余人口，而资本的快速循环和周转则加速了这个进程。但是，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表明，资本的增殖和雇佣劳动制度有其界限。随着工人团结、凝聚、联合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整个工人阶级会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迎来解放。在那时，劳动时间将不再仅仅为剥削阶级获取剩余价值而节约;相反，它标志着整个社会自由时间的延长，标志着自主活动的普遍化迈向一个新阶段。 第四，要坚持唯物辩证法从整体上把握实现自由劳动的基本线索、必备条件和完成步骤。自由劳动不是现有社会状态中的某种劳动形态的延续，而是要在对迄今为止的劳动以否定的方面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劳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因此只有在统治阶级那里，才存在所谓的自主活动或自由活动,然而由于这种“自由”以对他人的奴役为基础，因此并不是普遍的自由。只有在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自由劳动的实现条件可以总结为四点:生产力普遍高度发达、工人充分占有自主活动、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消灭阶级与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初级阶段，还留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烙印，每个人的活动形式仍然分为两个部分:谋生的自主劳动和自由的活动。按劳分配的对象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分配的尺度是行业化的平均的具体劳动时间而不是由相互对立的私人劳动时间通过交换后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劳动是为了自己、同时为消灭了整个阶级的社会而劳动，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所有制，即“重建个人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主活动时间可能越来越长而谋生劳动时间则越来越短，但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由机器劳动取代全部人类谋生的劳动，作为“第一需要”的劳动即自由劳动就不可能成为成为人的全部活动的根本性质。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们再也不需要谋生，从而能够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进而能够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的时候，彻底的、普遍的自由劳动才成为可能。 第五，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产生的历史效应。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发达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后，自由劳动思想也就成为科学理论。西方学界对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一直存在着不少争议，如质疑自由劳动是否是空想、自由劳动思想是否存在断裂、自由劳动思想是否对分析当前社会具有效用等等。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是，俄国当时只算是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由此决定了俄国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所以列宁构建了富有创见的过渡性道路理论，强调劳动解放事业的重要性。中国比俄国更为落后，因此中国既不能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照搬俄国的革命道路。中国谈论劳动解放和劳动自由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我国的劳动解放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进行了一定的政策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只能建立在中国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基础上。 第六，需要挖掘马克思自由劳动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劳动解放道路。总体而言，中国经历着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正在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理论指导劳动解放事业。首先，在政治方面，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证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要确保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意识。其次，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深化公有制优势，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培育为劳动要素服务的要素市场。再次，在社会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工条件下劳动解放的发展方向明确以人民为中心，劳动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不仅要释放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还要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全方位保障不同劳动者集体的多元权益;除此之外，加强劳动教育的个性化，超越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作为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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