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对企业收益的强制分配。面对较高的税负压力，更多的企业往往采取避税的方式以减轻经营压力、提高经济效益。但企业在进行避税的同时也会增加其面临的法律风险，甚至引发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等社会问题。因此，如何抑制企业过度的避税行为、保障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不仅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企业的避税决策并不是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一定的联系。作为企业外部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和客户影响着企业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市场激烈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稳定的供应商与客户关系已经成为企业日渐重要的异质性资源，供应链集中度这一重要特征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避税决策值得进行深入探究。此外，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既可能产生治理作用，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也有可能成为管理层攫取私人利益、进行“抽租”的黑箱，促使企业更激进的避税活动。管理层持股这一制度安排是否会对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值得探究。 本文在整理国内外与选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资源依赖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有效税收筹划理论,对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避税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管理层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进而利用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避税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企业避税动机越强烈，更可能采取激进的避税活动。在进一步分析中，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信息透明度在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引发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和信息风险，从而促使了企业更激进的避税行为。（2）管理层持股可以发挥调节作用，弱化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避税间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这一制度安排可以发挥正向作用，缓解代理问题，促使管理层专注于经营管理，进而减少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3）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4）基于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审计质量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因此，本文立足于如何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出了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提升企业内外部治理能力以及合理安排税收筹划策略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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