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释放奴隶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主动释放行为，古希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从古希腊法律及其民众意识的角度出发，被释奴意味着自由、平等以及摆脱他人的控制，一个人从完全受束缚的状态到完全自由的状态的过渡。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被释放的奴隶依旧从属于其旧主人，对其主人有一定的帕拉莫（Paramone）义务。帕拉莫义务是一种由主人制定的、符合自身切实利益的服务条件，除了不能售卖及重新奴役被释奴外，主人可以让被释奴随其心意做任何事。义务持续的时间长短完全由主人决定，少则几年，多则一生。因此，被释奴既不同于完全受制于主人的奴隶，也不是享有一定社会权利的外邦人。 作为世界古代奴隶制的典型代表，古希腊奴隶制的发展为古希腊的民主兴盛与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古希腊奴隶制的探究，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上世纪末，释奴这一奴隶社会里的反常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解读古希腊的奴隶制度。 以古希腊被释奴相关的文学资料和铭文资料为基础，细致梳理被释奴这一社会边缘人群在被释放前后与城邦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古希腊的释奴行为，进而全面准确地把握被释奴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奴隶制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奴隶被释放前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人的命令，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公民主人这个中介，才能与城邦社会建立一种间接的联系。他们被视为奴隶主的一种工具，城邦会自动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等同于其主人的所作所为。不过，奴隶在城邦社会没有参与权，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没有参与城邦社会活动，只是这种参与不被社会所承认而已。 奴隶被释放后，身份和地位有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城邦中绝大部分被释奴依然受制于其前主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城邦公民和外邦人，属于城邦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但是，他们拥有了法律层面上的自我所有权以及社会参与权，更多地参与到城邦的社会生活之中。 被释奴在城邦社会中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四个方面。首先，在政治上，奴隶被释放前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他们不能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但是奴隶被释放之后，局面有所改变，古集市（Agora）创造出了一个全民参政的公共空间，伯里克利等政治家会在此进行政治演说，这给了所有普通被释奴学习和讨论政治的机会，他们的政治倾向影响了城邦的决策。商贩张口便是政治术语、被释奴获得城邦公民地位的现象都很好的体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其次，在经济上，奴隶与被释奴虽都进行商业活动，但是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奴隶始终是在向其主人提供义务劳动，在社会层面上依旧是主人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而被释奴在从事银行业、工商业活动时则不同，他们有财产所有权也有自由，以独立身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各城邦的工业、零售业、娱乐业、运输业、家政、农业等领域都能看到被释奴活跃的身影。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大大提升了其社会地位，银行家帕西翁甚至被特批授予了雅典公民权。 被释奴在城邦军事以及文化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尽管史学家有意掩盖被释奴参与城邦军事战争的事实，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对外征战时为维护城邦的利益，将被释奴纳入军队效力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从雅典香水店释奴诉讼案、德摩斯梯尼对备战的描述及其使用的专门术语等实例中便可以看出来。在文化上，在古希腊城邦中涌现出了一批像斐多、彼翁这样的杰出的被释奴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深深吸引了当时的城邦民众，他们凭借自身的哲学造诣不仅顺利融入了城邦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推动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 被释奴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不仅满足了他们的生存需求，还得到了奴隶所没有的参政权、财产所有权、宗教权、性自由与婚姻权等一系列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被释奴的大量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希腊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非但没有威胁到古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反而还使奴隶制在古希腊社会中得到了更加长久、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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