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迁老人在晚年跟随子女迁移至新城市生活，生命历程发生重大转变，迫切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已有研究证实数字技术对流动人口社会适应具有正向作用，但具体到日常生活中流动人口的数字实践如何影响社会适应，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面对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生活，智能手机在随迁老人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随迁老人驯化智能手机实现社会适应的路径，为身处城镇化和数字化背景下的随迁老人实现社会适应提供参考。 本研究以罗杰·西尔弗斯通的驯化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深度访谈34位深圳随迁老人，并结合观察法，深入探究他们在经历生活变迁后，在新环境下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随迁老人从家乡到异乡后，其驯化语境发生的变化；其次，探讨随迁老人对智能手机“再驯化”的实践表征；第三，研究随迁老人如何通过再驯化智能手机实现社会适应的路径；最后揭示智能手机在随迁老人社会适应过程中存在的“反向驯化”。 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并非固定不变。从家乡到异乡，他们的驯化语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包括生活经验、日常活动、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语境变迁促使随迁老人对智能手机产生新的时空驯化实践。挪用阶段，随迁老人重新挪用子女淘汰的旧手机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新城市的数字化环境则促进了他们智能手机使用能力的提升。客观化阶段，随迁老人重新安排媒介使用空间，独立屏幕赋予他们支配空间的自主权，随迁老人将智能手机驯化为“卧室媒介”，区隔了家庭空间。合并阶段，部分老年人因为退休成为“有闲阶层”，延长其媒介使用时间，而承担“照顾者”角色的随迁老人的媒介时间往往受到孙辈日常活动和生命历程的影响。为实现社会适应，随迁老人赋予智能手机信息获取的工具、社会交往的渠道以及自我呈现的舞台三种独特意义，通过智能手机重新将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实现在新城市中的社会生活适应、关系适应以及心理适应。然而，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过程也受到智能手机的“反向驯化”，面临生活异化、关系异化和情感异化的困境。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随迁老人个体、家庭、社区、网络平台、媒体以及政府等多个社会体系共同努力，以支持随迁老人顺利实现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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