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其中，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我国实施了类型丰富的环境规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同时，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对外开放逐渐加快步伐。以资本要素的跨境流动为视角，我国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资本双向跨境流动并重的格局，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大量的企业存在着区位选择行为。基于我国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和对外开放水平提高的背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我国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企业区位选择行为。 通过现有文献和相关理论的回顾，本文以企业生产率为核心视角，在新新贸易理论中异质性企业模型的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双向跨境区位选择行为的理论模型。基于该模型，本文从母国和东道国的视角分别讨论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机制，并提出了三个紧密相关的重要假设:第一，以母国为视角，母国环境规制的加强对境内企业的跨境区位选择具有“污染天堂”效应，即境内企业由于环境成本的提升而将生产活动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向境外转移;第二，以东道国为视角，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加强对在位外资企业可能不存在“污染天堂”效应，这是由于东道国出于利用外资的目的，采取具有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环境政策，反向冲击了本应当产生的“污染天堂”效应;第三，以母国为视角，母国环境规制的加强具有“污染天堂”效应，但受影响的企业不一定存在“污染天堂”动机，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企业有可能出于技术寻求目的，以实现生产率的提升，而非污染转移目的。 本文对上述理论假设依次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我国背景下，本文利用丰富的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法、事件分析法、三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计量方法，有效地考察了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污染物视角的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政策处理效应。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本文发现实施“十一五”化学需氧量减排规划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显著提升，这为“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提供了一定依据;第二，在同样的总量控制型环境规制下，我国在位外资企业的平均规模显著提升，该结果则不支持“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总量控制政策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政策措施，对资本结构不同的企业具有异质性政策导向，从而使得在位外商资本具备绿色竞争优势，抵消了环境成本上升造成的负面冲击;第三，基于我国2013年以来社会公众对空气污染关注度空前提高的背景，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数据库发现，公众环境监督压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跨境并购行为，该结果支持了“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实施跨境并购具有技术寻求目的，而非污染转移目的，从而支持了跨境视角下的波特假说，否定了“污染天堂”动机的存在。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从资本双向跨境流动的视角，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是“污染天堂”效应在我国成立与否具有争议的重要原因，弥补了以往文献仅从资本单向跨境流动视角考察的不足。在对“污染天堂”效应和“污染天堂”动机区分后，本文发现企业在环境规制影响下更可能采取技术并购模式，以通过绿色技术逆向溢出来提高企业生产率，既丰富了跨境视角下波特假说的内涵，也很好地解释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加的典型事实。 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于环境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提高企业的污染转移成本、降低企业的技术获取成本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现实选择。同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打好政策“组合拳”对企业生存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相容至关重要。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