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的原始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它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高度凝练的理论如果离开了“传播”，便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传播的历史经验和中外价值观传播研究的已有文献为研究基础，以“传播模式”为研究对象，以“背景—主体—方式—场域”为考察线索，分五章分析和概括出在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传播理论与实践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宣教模式”。具体而言: 第一章关注“新时代”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概括，与新时代的“新背景”和“新要求”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国家文化软实力较量的现实需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传播技术深刻变革客观上促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新格局的出现。 第二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传播理论经验及其“党内”实践。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的提出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最重要的主体力量。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传播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积淀，从“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社会主义教育，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与传播积累和奠定了宝贵的理论经验;从制度和理论的设计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的转化，形成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体的“多元”组织结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发挥自身组织和制度优势，将“入法入规”作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一种特殊手段。从“党内”的传播实践看，有着9600余万党员的组织规模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群体。依托兼具组织传播的层级式推进与大众传播的社会化效果的党内宣传与党内教育，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党内传播”。 第三章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宣传。主流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通过以文图呈现的传统报刊、以影像呈现的电视媒体和以数字化呈现为主的融媒体等传播载体，引导民众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同频共振，实现了议程设置后的“两级传播”格局，共同打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媒介环境。此外，图书出版物的理论阐释、文艺作品中的价值塑造、户外广告的公益宣传和功能性空间的符号生成，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传播源、传播路径和传播拟态环境，形成了多元立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宣传传播体系。 第四章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中沉浸式的家国情怀的塑造，学校教育中经过系统组织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认知、示范引导和实践养成，社会教育中针对成人的价值观再培育和对老年人的价值观显化，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固化和输出。三个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联动，共同构成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传播体系。 第五章从国内传播转向了国际传播。“一带一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内外价值观传播的实践拓展了其传播的战略空间;国际传播秩序的失衡与固有偏见、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不足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面临各种挑战。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宣传由“多元利益攸关方”推动: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并协调其它传播主体;各类型媒体采取在地化传播策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注意、被接受、被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亦有教育层面的创新，分别以面向来华国际学生群体的文化教育与对外的国际中文学院（孔子学院）等形式展开。 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背景、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场域等问题的讨论和廓清，本文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模式概括为“宣教模式”。这一模式的语境和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的关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引领作用;主要的内容是强调大众宣传与国民教育两种传播方式的并重。从理论脉络来看，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宣教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对当今社会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对“宣教”概念和行为认识误区、甚至污名化的一种破解与回应，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实践,特别是价值观的传播实践有着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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