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宋代士大夫的临终践行。在中国的文化大传统中，学术思想从来就不是纯思辨的，而是要知、行合一的。对传统士大夫来说，其思想便具体而亲切地见于他的践行之中。从践行中去考察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应该是符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质的。选择临终践行作为论文论述的重点，主要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认为一个人死生之际的表现极其重要:当此之时，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无疑是其一生所学（或信仰）的结晶与归结，故而他们对死生之际看的很重。 他们对临终践行的重视，应该说这是佛教给士大夫带来的深刻影响。宋代，士大夫往往认为了生死，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儒学在这方面则相对不足。因此，很多士大夫选择佛教来帮助他们了断生死大事。但是，儒家本身有“修身以俟”的人生态度，这一态度要求人们只一心一意修养身心，尽其人生道理以待生命终了，这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本身与佛教的了生死有所不同。在宋代儒学复兴尤其是道学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选择以“修身以俟”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死，并使“修身以俟”的内涵更为丰富。 本文旨在以“了生死”与“修身以俟”这两种佛教与儒家对待生死明显不同的思想与实践，标识宋代士大夫临终践行不同表现之“两端”，以探讨其中的种种情形，对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思想行事之间的互动，作一综合研究。 经过研究，本文发现宋代士大夫临终践行的情形非常复杂。不过，也有一些脉络可以从中看到。“了生死”与“修身以俟”这两类士大夫，他们在临终践行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佛学禅宗是明显追求“个人解脱”的，因此，受其影响的宋代士大夫在死生之际，对于家人、朋友并无系恋，也并不想延续自己的生命，对求医问药并不看重乃至拒绝。可见，他们临死时虽然对死生无意，但对儒家的五伦之道以及正命观念同样看轻。“修身以俟”这类型临终践行的实践者，除了如孙奭、司马光、徐积这样大体秉承传统儒学的醇儒外，更多的例子来自于倾向程朱理学的道学士大夫。由于他们所追求的儒家之道，是涵盖生死的为人之实理，即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含师生）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因此，他们的临终践行会有对自身的五伦关系和社会生命的情谊念兹在兹的情形。这也是他们虽不“汲汲于生死”但却“致谨于死生之际”的原因所在。他们在临终践行的表现是如曾子易篑般“得正而毙”，即临终得正，而不是佛教的临终不乱。“临终不乱”与“临终得正”，正是士大夫临终践行不同思想意态的表达，其间之区别，也正是一“理”字:“不乱”未必“得正”，而“得正”必然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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