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作为工业化进程中举世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多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经济增长出现下行压力时，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中国全局发展的核心战略，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市场的竞争势必会变得更为激烈。唯有通过不断的创新，企业才有可能增强其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能力。由于人才具有独特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其已经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资源之一。企业的创新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且不同的人才结构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不同。在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各地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政策，目的是为了满足当地创新发展需求，并避免人才引进“一刀切”，防止人才成长路径同质化。但由于各地区对产业结构的规划部署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人才的引进范围也不尽相同，也不乏有一些省份，在未认清人才及企业需求的情况下存在跟风现象。从整体看，当前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市场与企业需求仍然不能完全契合。那么人才引进政策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人才引进政策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行为变化;人才引进政策对于区域、产业及不同企业的影响作用有何差异。基于此，本文以人才引进政策为切入点，以人力资本流动、集聚行为和人力资本的配置为研究中介，研究宏观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效果。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考虑人力资本行为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框架，基于信号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理论基础，从政策的稳定性与指导性出发，分析了人才引进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机制，并发现了人力资本行为变化的中介作用，即人力资本流动、集聚和配置行为在人才引进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然后再进一步深入分析人力资本行为的中介影响机制，为全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然后对关键变量进行识别，构建了人才引进政策量化强度体系，并测度企业创新效率。本文梳理了我国各地出台的人才政策，选择其中有关人才引进方面的政策构建政策数据库，人工搜集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297个地级市共1905份政策文件，使用文本内容挖掘系统，对政策文本进行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将人才引进政策划分为“货币补贴类-生活服务类-发展保障类”三类政策工具，并详细整理了各地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关键信息，以此构建人才引进政策评价体系，对人才引进政策赋值来量化政策强度。同时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做了详细分析，并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其创新效率。发现当前我国创新效率偏低，部分地区创新投入与产出不匹配，人才引进政策也与当前企业创新需求契合度低。 根据上述理论机理及关键变量的分析，对我国人才引进政策影响企业效率的直接效应做深度剖析，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结合面板数据分析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强度，然后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人才引进政策实施前后的作用效果，侧面也印证了人才引进政策的有效性，还发现货币补贴措施的影响效果最小，生活服务类措施影响效果最大。同时文章还对人才引进政策的关键要素做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还分析了人才引进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效应。将人力资本行为分别利用引力模型、区位熵以及C-D生产函数测度人力资本流动、集聚和配置，对三个中介变量做系统评价，并将三个中介变量的测度结果带入中介检验模型，发现三个中介变量均对人才引进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流动的边际贡献大于人力资本集聚和人力资本配置的边际贡献。 最后，为了分析并解决宏观政策对微观企业的有效衔接问题，还将全部上市公司按照区域、产业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划分，对各分类的异质性进行剖析，对于各类划分形式，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均呈显著影响，但对于人力资本流动、集聚和配置的中介影响各异。 通过以上变量测度及实证检验发现，当前我国人才引进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同质化问题严重，与区域创新需求不匹配，而且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落地效果不理想，过于注重“引”而轻“育”和“留”，因此根据以上研究发现，结合实际从政策制定、政府职能及人才潜力释放和发展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和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实践参考，并对宏观政策影响微观企业的辅助作用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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