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伦理关切是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的创作指向。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乌托邦体裁、无政府政治和生态研究，其中又因小说副标题“模糊的乌托邦”使得多数学者关注《一无所有》与乌托邦体裁的亲缘性。针对作品中无政府主义是否理想、乌托邦是否必须建基于自然富裕或匮乏，乌托邦/反乌托邦归属范畴的争论不休，使得小说阐释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窠臼，以至小说丰富的伦理意蕴被遮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勒古恩将伦理之独特思考注入科幻的创作旨趣走向模糊。为此，本文试图从人与人、人与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出发，在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的烛照下，透过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伦理之争及其美德伦理的出路，管窥《一无所有》中的伦理学意义，以期确证勒古恩借科幻这一体裁成为生发伦理论争的试验场。 本文由引言、主体、结论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方法论、研究问题及论文结构。其中，方法论部分着重交待了伦理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前者指的是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不及”“过度”以及“中道”内涵而构建的理论框架，后者则是基于人物、情节的文本分析，另外意象以及科幻“新奇”有助于挖掘文本的伦理内涵。论文主体由三章构成。第一章从人与人间关系出发，揭示了《一无所有》中功利主义导致人与人间关系的“不及”和义务论对其矫枉过正的“过度”引起的人与人间的疏离。前者引致的“不及”体现为乌拉斯人只关注自我从而成为个人欲望的载体，后者导向的“过度”则展现为阿纳瑞斯人对他者的侧重走向忽视自我的困境，但谢维克以美德伦理的“中道”作为实践智慧，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中达到平衡，使得人与人间良性关系得以恢复。第二章立足于人与共同体间关系，发掘了小说中功利主义导致人与共同体间关系的“不及”和义务论对其矫枉过正的“过度”引起的个人与共同体间的断裂。本章指出乌拉斯走向个人主义而忽视共同体的极端是“不及”，阿纳瑞斯却任由共同体吞噬掉鲜活个人则显现了另一极端“过度”，而美德伦理的“中道”弥合了二者之争引致的人与共同体断裂。谢维克不止在人与共同体关系有了认知上的改善，其身份的三重转变更是实践层面的“中道”完善，谢维克弥合个人与共同体有机联系的认知与实践确证了美德伦理学的“中道”内涵。第三章着眼于人与自然间关系，阐述了小说中功利主义导致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不及”与义务论对此过度修正，从而导致人类与自然间的异化。本章指出功利主义下的乌拉斯对自然极尽索取来谋求人类利益是“不及”的恶，义务论下的阿纳瑞斯完全屈服于自然而忽视人类生存却走向另一端“过度”的险境，谢维克的物理学不但暗示了对自然原初意义恢复的可能，使得人与自然的内在伦理联系得以生发，谢维克更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中道”实践中调和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实现了美德伦理对包括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内的规范伦理学的超越。 本文在结论部分指出，《一无所有》通过不及、过度与中道的三种界定提供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伦理之争下美德伦理出路的伦理范式。勒古恩在《一无所有》中力图揭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之争的实质为不及与过度之争，证明二者对行为后果的侧重和对道德规则的固守导致对行动中的人及其美德的无视，因而偏离了信奉一切以“善”为目标的美德伦理学，因此，美德伦理学中强调“无过无不及”的“中道”为调和二者之争提供了出路,以达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幸福”。透过《一无所有》中的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之争及其美德伦理出路，考察文本的伦理学意义，确证了勒古恩借科幻小说作为生发伦理论争、管窥伦理问题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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