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实质上是一场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史。从洋务运动号召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代表着近代中国学术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反思与辨析。近代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的改良主义思潮率先肯定了西方伦理学说的核心地位,首次系统地传播了“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学说,开始初步否定和批判了“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西方伦理学说开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陈独秀作为近代中国主张通过伦理革命来实现政治救亡的革命先驱,曾先后作为上述社会思潮的积极响应者,分别以他先后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其思想实际上经历了从文化改良主义到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演变。 陈独秀的伦理思想最先是在其19世纪末接受康梁维新派等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而阐发的,他在《安徽俗话报》中论述的“家国伦理”、“主权观念”等思想以及对民间文化现象的批判,隐约涵盖了他对“民主”与“科学”的感性认识。后随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西方伦理学说的深入思考,以及面临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帝制复辟的社会危机,他毅然回国主办《新青年》,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起挑战,并系统化、理论化地宣扬和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开始将国人伦理的觉悟视为政治救亡与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在政治伦理的内容上主要集中表现为他对国家及爱国思想的阐释;在国民伦理上主要表现为他对不合乎“民主”与“科学”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学说的批判;其次在文艺伦理和宗教伦理上,他着重强调了文学艺术及宗教信仰的革新应重点突出“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要素,后期他将旧文学及孔教视作旧文化的根源,认为欲从伦理道德上革新新文化,需以铲除旧文学和孔教思想为基本前提。 陈独秀的伦理思想促成了近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文化启蒙、壮大革命力量等积极意义,但囿于时代因素,陈独秀伦理思想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的特征,主要由于陈独秀的伦理思想是在民族危机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其思想具有附属于政治的工具性特征,政治救亡的目的性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化启蒙,这便使得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其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向崇尚马克思主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