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成为我国打破西方高科技制裁关键路径。企业作为创新系统的主体，要实现技术突破必须激发员工创新活力。当前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在企业创新中，知识型员工是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知识型员工在得到企业的鼓励时，会积极主动的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知识型员工的想法受限于组织资源和制度等而得不到实施，当他们坚信自己的创新活动能为组织带来利益时，可能采取非正式方式渠道进行。此类未经领导许可，自下而上私下主动探索创新想法，但出发点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被称为越轨创新行为。一旦越轨创新获得成功，往往会带来颠覆式产品或技术，学者们认为“如何激发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对组织创新十分重要。领导者作为组织中施加影响的成员，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知识型员工具有追求平等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特征，然而传统领导观仍将员工视为从属地位，未真正重视与下属间的平等关系。平台型领导注重“以人为本”，打造员工、领导与组织的共生共荣的关系，是知识型员工产生越轨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但关于平台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较少；其次，现有研究缺乏从心理和行为方式双视角探究平台型领导如何影响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同时，在调节变量的研究上也有待拓展。基于此，本文从积极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将知识型员工作为研究对象，从平台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出发，深入剖析工作旺盛感和工作重塑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并研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线上问卷共收集了360份有效数据，借助SPSS25.0和AMOS24.0对问卷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平台型领导与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正相关；（2）工作重塑和工作旺盛感在平台型领导与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关系中起到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3）不确定性容忍度正向调节工作旺盛感和工作重塑在平台型领导与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平台型领导如何影响知识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丰富了越轨创新行为的前置影响因素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理论基础，工作重塑和工作旺盛感作为中介路径，进一步完善了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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