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姚莹是桐城大师姚鼐的侄孙兼门生，被曾国藩列为姚门四大“高第弟子”之一，他一生志在经世，是嘉道年间经世士人的代表。桐城后学方宗诚更是将姚莹视作桐城派转型的关键人物，认为“桐城之文，……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非常推重姚莹对于桐城学风、文风的转移之功。姚莹一生在政治、学术及诗文创作上均有一定创获，借由姚莹不仅可以了解桐城派的转型与发展，还可以窥探嘉道时期士风、学风及文风的转向。 姚莹出身桐城麻溪姚氏，曾祖姚范、叔祖姚鼐均是当时名士。桐城是明清时期的理学重镇，麻溪姚氏也以程朱理学为本，即使是在汉学大盛之日，依然以维护程朱为己任。姚莹的叔祖姚鼐因不满汉学家对于宋学的攻击，苦心创建桐城派以与汉学派相抗衡。有感于叔祖孤立于世的无奈，姚莹自觉地荷担起了传承家学的重任。姚莹活动的嘉道时期，汉宋调和的思想逐渐兴起，他一方面顺应理学复兴之势，积极传播姚氏家学，强化麻溪姚氏独守宋学的孤勇形象，以扩大桐城学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姚莹又沿着姚范、姚鼐兼取汉学的学术路径，提出了“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学术四端说”，其中的“多闻”本质上就是“考据”。姚莹将其学名改为“多闻”，意在用儒家“多闻阙疑”的传统精神纠正汉学末流“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端，恢复考据学的经世济民之用。姚莹汉宋兼容、切于实用的学术思想展现出了“通儒之学”的学术气象，体现了嘉道学风由“为学术而学术”向通经致用的转变。 面对着世风、学风的激变，为了确保桐城派的正宗地位，嘉道时期的桐城士人采取了“守中求变”的策略，在传承文统、道统的同时积极调整桐城家法，使得桐城派出现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新变”。作为姚门高第之一，姚莹在桐城派转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针对嘉道经世士人对桐城古文“空口言道”的讥讽，姚莹在姚鼐“义理、考据、文章”的体系中引入了“经济”因素，将桐城派的文用观从“主义理”导向“主经济”，深化了桐城派“文以经世”的传统，实现了“有物说”从崇道到济世的深化，弥补了桐城古文空言义理的弊病。同时，姚莹还突破了桐城古文清真雅正的框框，提倡“文贵沉郁顿挫”，推动了桐城古文的审美风格由阴柔向阳刚的转变。整体来看，姚莹提倡“经济”、追求阳刚的古文理念，既是早期桐城派与曾国藩“中兴”之间的必要津梁，也是桐城文论因时而变的明证。不过，由于一味地强调文章的经世价值，姚莹对于古文的美学特质认识不深，他的论文之作也基本上只谈文章的实用意义，极少谈及古文的审美趣味，偶有提及也只是对前人义法的反复申说。这样的古文理念也导致了姚莹古文水平“苦不甚高”，方宗诚“文事虽为精，而有实用”的评价基本上客观地指出了姚莹文章以实用性见长而审美性较弱的缺憾。 虽然，姚莹在古文上有自愧家学之叹，但是他在诗歌上却用功颇深，钱基博也认为他“诗胜于文，浑脱浏亮”。姚莹的诗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姚鼐“熔唐铸宋”的理念，呈现出了折中兼容的特色，但在偏嗜上却与业师有所不同。姚鼐喜好宋诗，姚莹却高呼“盛唐兴趣是吾师”；姚鼐论诗以后天学养为重，姚莹却主情实、重天赋；姚鼐要求诗当“发而中节”，姚莹却提倡“不穷不奇”的“志士之诗”。他以凌厉之笔书写衰世之下的民生艰难，并将个人的坎壈融汇于时代的衰变之中，认为“非绝无仅有则宇宙之奇不洩”，与龚自珍“受天下之瑰丽而洩天下之拗怒”有异曲同工之处。姚莹的“志士之诗”不仅突破了桐城诗歌“中正平和”的情志风貌，还击碎了康乾的盛世之音，预示着晚清诗风的流变。此外，随着晚年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姚莹还明确表露出了“桐城诗派”的意识。他在《桐旧集序》中精心建构了桐城诗学的传承统序，并以极高的文学自信说出“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他试图借助桐城古文的声望提升桐城诗歌的影响力，谋求桐城诗歌在清代诗坛的主盟地位。 姚莹不仅在桐城派的发展转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嘉道士风革新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嘉道年间内忧外患的频发，士人中间要求刷新风气，以士人之人格垂范社会的声音逐渐高涨了起来，姚莹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姚莹非常推崇士人的人格力量，并且一反桐城学人的醇儒理想，果断以豪杰自期，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精神和经世意识。同时，姚莹还广结天下志士，与魏源、龚自珍、汤鹏、包世臣、李兆洛等一时名士皆是好友，彼此道艺切靡、声气相和，共同推动了士林风尚的革新，使嘉道士习实现了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到“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的转变。 此外，姚莹还是嘉道时期最早关注域外史地的士人之一。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时任台湾道，直面过西方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姚莹出于“筹夷情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的考虑，将学术重心转移到了域外史地上。他亲讯夷囚，参观英国军舰，广泛搜集域外文献，并在出使康藏期间，以亲历考证其所闻，最终著成《康輶纪行》一书。该书由藏南的边情述及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乃至英国、俄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史地知识，并在第十六卷中收录了多幅世界地图，希望“阅者识地球形势”。随着对西方文明了解的深入，姚莹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新变。他逐渐放弃了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开始从世界万国之中反观中国，并且敏感地察觉到了藏南潜在的军事危机，他可能是近代史上最早指出英国对西藏怀有侵略意图的士人。同时，姚莹还对汉文化中心主义的“华夷观”进行了反思，他强化了清帝国内部“华夷一体”的观念，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本是同源异流，只存在发展速度的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分。对于西方的异质文明，姚莹也放弃了“华夷之辨”的严苛视角，客观地承认英国在军事上的优势，甚至用略带文化相对主义色彩的态度来解释世界上宗教的差异，主张用开明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宗教。 要之，姚莹的言行撰述折射出了嘉道时期学术、士习与文学的转变趋向，体现了传统士人在时代转型期的承统与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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