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礼记》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是《十三经》《五经》之一。四书中的《大学》《中庸》皆取自《礼记》。它在汉学经典中的重要地位同样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从16世纪末开始，《礼记》开启了海外译介历程，英语译介则缘起于19世纪。《礼记》英译至今跨越了两个世纪，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典籍。但《礼记》的重要学术地位与其英译研究并未形成良性正比关系，两者的非对称性急切要求研究者将研究视野回归经典，本文便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 《礼记》英译研究数量并不多，且多集中于经验式定性描写，未有量化分析，本文首次借助语料库手段，从质化分析走向量化和质化的结合式研究。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译者作为翻译活动宏观层和微观层重要的参与主体受到重视的程度不断加深，相关分析也逐步多元化，译者风格研究逐步受到关注，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语料库技术的不断革新促使译者风格研究突破了零星、主观、经验式总结的模式，开启了量化、科学、客观的研究路径，走上了译者风格的数字化研究之路。目前语料库译者风格分为语言和非语言层面的研究路径，语言层面的数据分析相对完备，但非语言层相对不足。成因分析多作为辅助手段，并未形成研究的重点。本文意欲打破这一现状，结合量化实证和文本细读，从文本和副文本层面予以综合分析，并在成因分析上寻求新的突破点。至此，本文明确了研究问题：1）《礼记》英译文本层面的译者风格特点和差异是什么？2）副文本层面的译者风格和差异如何体现？3）译者风格差异的成因和启示何在？ 具体而言，本研究依据《礼记》英译的特点，以《礼记》全译本理雅各英译和罗志野英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林语堂、安增才和翟理士的节译作为辅助，进行两两对比和综合对比。两两对比主要针对《礼记》全译本，综合对比为译者共选内容的整体对比。由于翟译的选译数量少，与林译未有共选内容，因此综合对比主要针对理译、罗译、林译和安译四译本的共选内容。这种交互式对比方式符合立体式论证的要求。文本分析结合数据统计和实例佐证，从词、句、搭配和语义韵、叙事、翻译策略五个层面开展。词语包括高频词、主题词、词汇密度、平均词长、词簇；句子研究包括平均句长、平均句段长、句对、衔接；搭配和语义韵围绕主题高频词和认知动词节点词展开；叙事包括叙事视角、语气和态度；策略包括显化程度和归化、异化之别。副文本主要从译者共涉的前言和注释两方面进行详细的数据解读和分析。前言以归纳分析为主，注释借助前人划分的功能类别，进行分类统计和例证说明。 本文依照上述研究步骤进行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在用词层面，理雅各的整体用词偏向中长词的选择，具有多元特性，其中音译词汇具有理氏风格。罗译用词具一定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因此多样性特点没有理译突出。林译的用词较为均衡，整体呈现同理译接近。安译平均词长与原创英文最为接近，长词使用仅次于理译。四译者对部分专有名词和文化词语皆有音译还原的策略选择，理译按照理氏音译系统执行，林译多借助威氏拼音，安增才和罗志野按照规范，选择了汉语拼音。文化类词语的英译过程中，理译对同一词语的对应译文最为丰富多变，罗译则相对统一规律，林译借助类比释意实现原文与读者之间的通达，安译借助语内译注实现跨语释文。2）句式表达上理译句子更为零散；罗译则更为完整，接近原创英语的句法规范；林译句式呈现亦雅亦俗的均衡特点；安译的词句均长最接近原创英语，但意义表达仍具有明显的中式风格。语句衔接的显化是典籍英译的共通特点，但诸位译者显化的频数却不相同：理雅各接近原创英语的衔接使用频率；罗志野受原文和源语影响和负迁移较大，使用频率与原创英语相距较远；林译的使用频率居中，处于汉语与原创英译之间的平衡状态；安译虽然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但因其依托的译本为语内阐释文本，因此显化频率相对较高。3）搭配和语义韵借助主题词和认知动词作为节点词进行共现认知的判断，四译者展现了不同的风格特点：理译和安译对原文的语义韵还原程度较高，具有原文为中心的语义韵风格特点；林译的语义韵呈现出一贯的均衡特点，体现出需求为定位的语义韵特性；罗译的语义韵处于保持原文语义韵隐化特性和显化的两极之间，具有极性特征。四译者语义韵的还原和偏离程度不一，但还原或偏离特性皆为译者主体认知发挥的重要证据，主体认知在译本中遗留的痕迹即为译者风格。4）从叙事层面来看，理雅各多以第三人称描述，既有个体间的交际对话特性，也有集体认知视角的信息普适性。叙事语气和态度展现出忠实基础上的显化特性，兼具了客观性和共识感。罗志野多使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具有个体性对话特性，同时兼顾使用“you”的面对面交际方式，以多样的语气和情绪在客观描述和情境还原之间交替决策，展现了叙事的多变性。林语堂选择了抽象化主语“we”，以期借助“我们-你们”的集体化方式，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意识的共鸣借助叙事情感的强化进一步得以彰显，最终实现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通感”构建。安氏与语内阐释者构建了隐形的合作关系，英译对象从《礼记》单译本上升至《礼记》原文和语内阐释双文本，叙事风格受语内阐释的影响，选择第三方的集体叙事视角，在忠实还原基础上以内敛的情绪客观展现了《礼记》的叙事风格。5）从翻译策略来看，理译保留文化异质性，忠实传达，借助厚重副文本信息还原认知语境，让读者在异域中旅行。罗志野借文化专有词的音译保留中国文化特质，以简明的表达实现读者接受，传播中国文化。林语堂秉持一贯的翻译观，用现代通俗英语来翻译古代文言文本，既能体验异域感，又能保证通顺流畅，给人简洁自然的感受。安译带有语内注解的特点，即对原文潜在信息的详解和显化，按照语内翻译的解读忠实传达信息，是一种间接的忠实。 副文本信息作为正文的有力补充，对译者风格的探究超出了补充功能，具有多元功用。为了便于对比研究，本文选择了四译者共涉的前言和注释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理译副文本数量之大和类型之多是其厚重学术训诂风格的有力佐证，前言的详尽章节简介、注释对信息全方位的讲解和图文呼应、后记的索引功能构建成完整的学术研究路径。注释中的平均用词虽少，但对汉语意合句风格采取了最大化的保留。2）罗译的副文本数量和类型与理译情况正好相反，在四译本中最为简略，与正文风格相符。导言部分言明了文化信息的处理方式，对于丰富内涵的文化信息以音译对应，明确表明不加注释，定下了简洁的风格基调。3）林译前言处预设了文本内容的取舍，注释中进行阐释补充、类比解读及信息详述。林译虽为节译，但注释的功能类别仅次于理译，注释均词超过了理译，但其特点与理译不同：理译以训诂式学术型为特点，方便学习者进行深入探究和了解，林译则是对读者难解信息的针对提点式阐释，以便读者顺利阅读。4）安译导言同风格特征相符，即二度阐释，是对语内阐释者导言的英译，以释解的语言介绍了《礼记》内容。安译正文提供了详尽的注解式解读，但注释功能和类别略显薄弱，成为反衬正文风格的有力证明。安译副文本类别虽少，但注释的表述风格却同正文一致，用词均量突出，解释详尽。 译者差异形成有因，背后的成因探究借助包括时空背景、国籍、身份在内的认知语境予以实现。笔者发现，译者认知语境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特性，包括伦理语境、文化语境、交际语境。伦理是社会道德规范，影响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保持语境平衡，即合理融合双语背后的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之间差异的认知。文化语境是译者对原文文化信息形成准确认知的基础和前提。译者依据现实社会文化认知，从中协调，做出选择，寻找契合之处，并在找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渗透个人认知，形成独特的译风。翻译本是一种交际行为，《礼记》文本多有交际场景的描写，译者作为两种交际的协调者早已参与其中，成为交际一方，所发言论以译文形式呈现，成为具有个人风格的译家之言。 综而论之，我们发现：1）正、副文本具有鲜明特征，彰显译者风格，两者构建的关联差异同样体现了风格差异。2）不同历史时空下的译者受国别和经历差异的影响，扮演了不同角色，决定了相异的思维和行为。中西思维的差异对译者的正负迁移影响程度不同，但并不能绝对推断西方译者一定比中国译者的英译更接近原创英语，也不能断定西方译者的英译接受度高于中国译者。保持均衡的英译本最能为读者接受。3）译者的翻译决策直接影响风格呈现。翻译决策为个人认知的结果，个人认知在译文中留下痕迹，成为译者风格。4）社会认知语境影响译者个人认知，引导译者翻译行为，产出独具个人风格的译本，因此译者个人风格的形成原因亦可反向追踪，从认知语境构建的集体认知中寻求答案。最终综合正副文本和认知语境特点，本研究确定了《礼记》各英译者的风格特点：理雅各为学术训诂的厚重风格，罗志野为简明晓畅的异化风格，林语堂为译创融合的释意风格，安增才为二度阐释的详解风格。译者在语言环境的认知反馈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共建之下，借助独特的风格方式展现和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本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节对《礼记》的译介史做历时梳理，明晰《礼记》英译的历史和现状，以期说明《礼记》英译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意义，整合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针对语料库翻译研究予以爬梳，整理语料库英译研究的视角和内容，聚焦译者风格研究，寻找创新点，确定研究内容和步骤。第三章启动具体研究，包括语料库的创建、数据获取和文本细读，对理雅各和罗志野的全译本、林语堂和安增才的节译本进行全面的风格解读。第四章从副文本视角详尽解析，选择四译者共涉的前言和注释视角进行对比分析，对非共涉部分单独另论。第五章从认知语境视角阐释和分析译者风格差异背后的成因。第六章结论部分总结论文论点，展示研究结果，指出研究启示和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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