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慢性病现已成为影响公民健康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慢性病防控的传统法律制度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以医院治疗为主的医疗权保障型与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的行为激励型。医疗权保障型防控制度仅关注个体层面的危险因素，忽略了社会、环境、组织等因素对公民健康的影响，过度重视专科医疗机构的疾病治疗，轻视慢性病预防，难以满足公民对防治结合的健康照顾的需求。行为激励型防控制度关注到慢性病的很多危险因素来自不当饮酒、吸烟与缺乏锻炼等行为，旨在通过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方式，激励公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以预防慢性病。行为激励型防控制度更关注人群层面的健康，长期来看对公民健康有促进作用，但无法对公民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进行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健康教育与健康指导，短期内对公民健康影响有限。两种传统防控制度下，慢性病防控陷入医疗资源利用低效、防治结合原则虚化、行为改变长效机制缺失的困境。 家庭医生制度以社区为单位，以全科团队为依托，通过与公民签订服务协议的方式为公民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提供慢性病防治融合的服务，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照顾。在全面、连续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中促进公民形成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当前，家庭医生制度在慢性病防控中存在权利义务模糊、预防功能受阻、责任主体失衡、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在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贯彻慢性病防治结合原则、形成公民行为改变长效机制上尚显乏力。 因此，文章重点对家庭医生制度进行改造与重塑。通过明晰各层级医院的功能定位、完善家庭医生首诊规定以及细化家庭医生服务实施规则，保障家庭医生首诊与公民健康权利。通过医保支付范围调整机制的完善与考评机制的优化实现家庭医生预防功能。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程序与构建合作治理制度形成政府主导、多责任主体参与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通过加强健康数据隐私保护与老年群体信息权益保障推动家庭医生制度信息化。通过以上制度改造与重塑，增强家庭医生制度防控慢性病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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