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关乎全社会绝大部分群体的多方面行为，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值得关注的一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析其影响机制和效应是有必要的。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我国281个城市2011-2020年有关数据，计算出各市的碳排放强度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构建了基准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的异质性，采用门限回归模型探究经济水平异质性，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空间效应，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影响路径和机制以及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碳排放强度，影响系数为-0.1094;(2)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都分别能够显著的抑制碳排放强度的增加，其中抑制作用最大的是使用深度，其次是覆盖广度，再者是数字化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3369、-0.3240、-0.2187;(3)不同经济水平下并不改变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方向，经济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越大;(4)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本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抑制周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升高，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强度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5)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创业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这三条中介路径来抑制碳排放强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从大到小的排序为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最后为创业水平，效应值分别为-0.161,-0.12和-0.007,效果量为25％,19％和1％。绿色技术创新、创业水平和产业结构都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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