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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季刊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Journal Xinan Bianjiang Minzu Yanjiu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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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年代

    境外中籍背包客的性别差异:基于加德满都市的调查

    李静玮范香花
    93-101页
    查看更多>>摘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2009年,我国出境游市场规模首次超过入境游市场.作为我国周边出境游的目的地之一,尼泊尔加德满都迎来的中籍游客数量也逐年上涨.由小样本问卷统计可知,在中籍背包客群体中,性别差异存在于旅行动机、旅行方式、跨文化交际等方面.对的统计分析则显示,旅行消费及旅行体验也存在着较大性别差异.和国内游相比,前述差异源于旅游主体对异国文化的体验、调整和适应,而性别则对具体调适方式构成了重要影响.

    中籍背包客性别差异出境旅游旅游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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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格局与边疆形态

    孙保全
    102-108页
    查看更多>>摘要：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国家,疆域格局呈现同心圆形态; 而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国家政权,疆域格局则呈现"板块"样式.这两种疆域类型中的不同圈层或不同板块具有不同属性,呈现突出的异质性特征.与此相适应,王朝国家的边疆形态不仅是异质性的也是碎片化的.在"核心—边缘"的二分范式中,边疆的碎片化特征表现为: 边疆在王朝版图中易于盈缩和流变,边疆和内地之间存在深刻的二元性区隔.不仅如此,处于不同文明板块中的边疆区域以及"内边疆"和"外边疆"之间,在政治生态、经济生业、社会结群和文化形态上也存在多样性差异.

    王朝国家疆域边疆边疆治理文明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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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治"与"县治":中国边境县治理的双重路径

    夏文贵
    109-115页
    查看更多>>摘要：边境县是毗连国家边界的县级行政区.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条件,造就了边境县显著的县域属性和边境属性.边境县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在边境县治理中存在一条双重的治理路径,即"边治"路径和"县治"路径.前者主要以特定边境事务的治理为其目标指向和行为范式,后者则主要紧扣并遵循一般县域事务的治理模式而进行.这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和合而为一,为确保完整地实现边境县治理过程、达成既定边境治理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边境边境县边治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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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政治与边区历史——明代以降盏西土目孟氏研究

    张柏惠
    116-123页
    查看更多>>摘要：明朝国家在向西南边疆拓展的过程中,许多土著头目开始了他们的身份变化,盏西土目便是其中一员.盏西土目在明代以"军功"崛起,成为明廷分封下南甸宣抚司的地方头目.明清易代,通过成为清廷边防关隘的把总,其成功依附清廷,逐渐摆脱南甸土司的管控并与之对抗.清代中期盏西土目正式隶属于腾越州管辖后,除展开与南甸土司的争夺战外,进一步实践着对汉人文化的"依附".后来,其"背叛"清廷,选择联合地方固有势力集团在战乱中以求生存.清末,盏西土目主导的地方叛乱不断发生,使得其丧失了清廷所看重的维持地方秩序的能力,中英划界中清廷不惜牺牲土司、土目的领地以求暂时平稳的举措亦使得其走上反清的道路.盏西土目家族的生存实录所反映的,不仅是土目与土司、国家之间的博弈,更是滇西南地方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侧面.

    盏西土目明清生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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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庆转型视角下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利益相关者参与问题的观察研究

    高旸
    124-132页
    查看更多>>摘要：从传统社会文化活动到文化体验产品,节庆文化资源已融入文化资本化的生产和重构进程.将那达慕节庆文化置于呼伦贝尔旅游经济活动中,既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节庆文化自身发展的主动选择.借助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发现在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转型中,政府、企业、蒙古族民众及旅游者扮演着不同的参与角色,成为节庆转化的参与主体.其中既存在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转化现象,也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围绕着节庆转型的博弈和互动.

    那达慕节庆利益相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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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到再生:非遗保护语境下西北"花儿"的传承与创新

    韦仁忠
    133-140页
    查看更多>>摘要：西北"花儿"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和传承它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代化和城镇化使"花儿"的文化生态和传播主体发生了变迁,使其传承受到很大的冲击.是固守"花儿"的本真性还是灵活创新,成为各界的讨论焦点.文章认为"花儿"的保护并非还原其"原貌",在尊重其本真性基础上活态的吸纳、创新和与时俱进是"花儿"能传承下去的不二选择."花儿"保护与发展地方经济并不矛盾,可将"花儿"与市场有机融合,在创意产业中寻求更大的舞台.在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上鼓励民间及学界对"花儿"进行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从原生到再生,即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才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护手段.

    非遗保护原生到再生西北花儿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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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缅跨境区域傣族乐器"光邦"的变迁与当代传承

    金红朱杰
    141-148页
    查看更多>>摘要：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文化形态中共享的寺院大鼓,在物缘、神缘、语缘跨境互动中,为适应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支那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变化,其原生样态发生适应性的变迁而衍生为乐器"光邦".光邦简单易学的演奏技艺和跨境表演的激励作用成为其当代传承的重要因素.随着中缅边境个体互动和文化互动等节日互邀与往来的增多,光邦逐渐跨越国界线,成为掸傣民族共享的节日文化和同源族群情感的纽带.

    中缅跨境寺院大鼓光邦变迁当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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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仪式实践与权力生产——大理白族火把节"抢升斗"的人类学解读

    杨跃雄
    149-159页
    查看更多>>摘要：仪式之物的流动及其意义建构不仅使仪式的运作成为可能,也将社区生活的关系结构投射到仪式之中,并生产社区权力.升斗作为白族人祈求粮食丰收之象征物品和火把节仪式之核心构件,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被神圣化的仪式之物,它被理解为一个有一定让渡空间的象征符号.白族人借助"抢升斗"参与社区社会关系的建构,进而追求不同的象征目的,而火把社区内部各方力量围绕"抢升斗"也在生产着权力,在这种权力生产机制下,村庄政治得到展演和整合.

    白族火把节升斗物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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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刍议涂尔干"神圣"与"凡俗"的二元性——以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个案

    林建宇王贞力
    160-171页
    查看更多>>摘要：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提出了"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的二元的划分,自此"神圣与凡俗"成为宗教社会学的一对经典范畴.涂尔干指出,神圣与凡俗截然不同,是绝对隔绝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涂尔干的"神圣与凡俗"二元理论在当代的中国的宗教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宗教研究.本文通过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僧人、圣物、神圣场所、仪式庆典和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以上几个方面都显现了神圣与凡俗的互相影响、相互融合.因此笔者认为"神圣与凡俗"并不是截然对立、完全隔离、二元性的,而是可以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一种"神俗互嵌"或说"互嵌而一"的和谐结构.

    神圣凡俗南传上座部佛教互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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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认同空间与建筑构形的互证关联——以大理白族佛寺、塔、民居为例

    刘朦
    172-180页
    查看更多>>摘要：本文以大理白族建筑——佛寺、塔、民居为例,意在还原早已隐没的佛教认同空间形态,并论证佛教认同空间与建筑构形的互证关联.互证指的是互为证明,互为依据.对佛教,尤其是对密教的认同,反映在建筑构形之上,而建筑构形的特征,也处处体现了佛教认同空间的存在历史.

    佛教认同空间建筑构形互证大理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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