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1877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印度原流备考》和《印度书籍》,介绍了吠陀时代以来的主要印度教经典.其中一些文本属于首次汉译.韦廉臣集中译述印度教知识,是英国的印度学后来居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传教策略使然,他试图通过增广中国读者的见闻以促进传教事业.韦廉臣的汉译体现出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印度文化的态度,他肯定古老的吠陀文明,否定印度尚存的、活着的信仰.这种厚古薄今的历史态度反映了19世纪之后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典型立场,是东方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韦廉臣以基督教的世界观解释印度经典,认为上帝创世是世界的开始,将印度历史及信仰的源头都附会到圣经之中.他对世界同源的解释强调了圣经知识的重要地位,以及用基督教框架阐释、评价其他宗教的思维模式.同时,韦廉臣还引用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术语阐释印度教经典,以使中国读者更易接受.韦廉臣通过构建基督教—印度教、中国—印度的对比框架,对印度古代文明进行了符合西方观念的阐释.然而,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他的印度教经典汉译补充了传统的佛教翻译,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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