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以其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文明的多年研习,比较中西,畅谈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在清末民初的中西文明关系论说中独树一帜,开拓了新的境界.他既能够指出西方文明的缺陷,又能够自如地阐发主张,明显超越了当时只对传统经典予以注疏的枯燥说教之人.辜鸿铭对中西文明的看法建立在追求良治的基础上,然由于带有很强的道德色彩和理想特征导致实施上面临诸多的困境.总体上说,辜鸿铭对中西文明关系的处理还停留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框架之中.其深层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明的褒扬过于理想化,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又过于苛刻,始终不能在同一层面客观地比较二者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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