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观以汉成帝去世前后为界限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期。前期的汉赋创作主要受到司马相如与传统汉赋所带有的楚辞因素的影响,在形式上追求闳侈的修辞与夸张的排比,同时兼顾辞赋的讽谏作用。后期则主要表现出对前期辞赋创作的内省倾向,其创作理论完全受到儒家的文质观、礼乐论的影响,并且在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下重构了其带有深刻儒学烙印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在其著作《法言》一书中有迹可循。扬雄前后两期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亦是渊源有自的,既因为其青年时期接受的儒道教育的潜在影响,又与传统汉代文论观密不可分,而最要者莫过于政治刺激下儒学转向,这些因素都成为了扬雄最终的学术思想所汲取营养的胎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