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禅代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背景,其模式虽称革命而实质禅让,故可名为“禅让革命”.这一模式上承先秦、秦汉关于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传统的讨论,修正和组合了其所寓义涵,将之外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禅代仪节,以此确认了公天下让贤原理在家天下时期的适用性,肯定了顺天而应人的革命大义为禅代辩护的价值,统一了其间关系和王朝易代的合法性理据.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尽其所能地解决了对王朝体制发展来说至为关键的易代合法性的论证难题,应当视为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其具体论证过程仍面临着民意难定而天心莫测的困境,此期又不断倾向于以合乎古圣王治道的政教更张举措,来一体证成其易代上应天命而下合民意,因而使得整个模式的演化,呈现了从偏于禅让因循向较重革命改制过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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