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探讨二元应对方式在先兆流产夫妇抑郁焦虑与生育压力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 年2 月-2023 年12 月我院就诊的 75 对先兆流产夫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二元应对量表(DCI)、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及生育问题调查问卷(FPI)进行调查;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AMOS 26.0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75 对先兆流产夫妇DCI得分为(119.74±9.64)分、SDS为(47.82±9.44)、SAS 为(46.73±10.02)分、FPI 为(158.08±17.42)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先兆流产夫妇抑郁、焦虑与二元应对水平呈负相关,与生育压力呈正相关(P<0.05);二元应对水平与生育压力呈负相关(P<0.05);二元应对方式在先兆流产夫妇抑郁焦虑与生育压力间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抑郁→二元应对方式→生育压力间中介效应值为0.282,占总效应值的30.00%;焦虑→二元应对方式→生育压力间中介效应值为0.341,占总效应值的 51.82%.结论 先兆流产夫妇普遍受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困扰且承受着较大生育压力,二元应对方式在抑郁、焦虑和生育压力间存在中介效应,医护人员应采取措施提升先兆流产夫妇二元应对水平,缓解抑郁、焦虑等情绪,降低其生育压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