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扶桑》 中的东方、 中国、 女性形象反映了严歌苓作为移民作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进行叙事的种种复杂心理机制:特殊文化身份带来的使命感促使严歌苓在对西方男性的拯救情结进行颠覆的基础上力图展现一种包容、 大巧若拙的民族形象,探讨身为弱势民族的自强自尊,然而"文化代言"与寻求认同的自觉意识使其难以摆脱东方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追求人性关怀、 思考民族生存理念、 寻求东方的文化优越、 争取西方文化的认同、 保证思想深度、 兼顾故事的可读性等多重创作动机,作者的把握失当、 顾此失彼最终使《扶桑》 中东方、 中国、 女性的形象变得面目模糊、 充满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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