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千差万别、无可言齐的人类气禀上讲，还是从生生不息、刚健日新的世界变化上讲，早年的熊十力在写作《读经示要》时，都未曾认定一种"人人都是圣人"的大同能够真正到来。直到熊氏晚年在《乾坤衍》中再次重点抉发《礼运》与大同之义时，他才抛开了重重疑虑，将大同视为孔子外王学的唯一目标。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在他看来，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 目标。由此，大同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获得了超越道德理想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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