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曹禺以炽烈的情感创作《日出》时,只是瞩目于由群像而构成的生活的横断面及其外显形态.由于理论思维能力的欠缺、创作状态的兴奋、创作过程的匆忙,曹禺没有能够发现高级饭店里上层社会生活场面与三等妓院里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生活场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能够从翠喜的遭遇中寻找到深化全剧贯穿人物陈白露心理危机的途径.他只能借用"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空泛之言作为贯穿上述两种生活场面的主题意蕴,并以此来统摄全剧.但这终究无法补救第三幕游离于全剧的结构缺陷.对于第三幕存在合理性的辩护,曹禺是出之于文学创作者的思维习惯,而评论者则是误将阅读活动置换成观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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