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后,面对《野草》及象征派、现代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教学与研究中的"解诗"难题,孙玉石于1987年正式提出了"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主张,并完成了一系列解诗学的实践成果.联系孙玉石1959年参与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切身经验,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型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标志了读者从政治化叙述的被动接受者到能动的解诗者的位置转变.孙玉石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也隐含了现代主义的观念预设,他为现代主义合法性的辩护立场,与作为解诗学初倡者的朱自清关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以及新诗现代化的讨论,形成了两种"解诗"方案的对话.完整内在地认识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历史生成过程,不仅可以打开其中针对90年代以后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社会文化症候的文学—文化理想,也有助于借由与朱自清关于抗战诗歌动向之讨论的比照,挣脱20世纪80年代基于新启蒙思潮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固化认识装置,重新开放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阐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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