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如何实现数字经济的提质增效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构建数字经济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首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2018-2021年30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效率,然后采用WSR系统分析方法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层面归纳影响我国数字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最后利用fsQCA方法对不同组态与数字经济效率之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际数字经济效率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各省份之间差距明显;任何单一的物理、事理或人理因素都不会直接引致数字经济高效率,但地方创新能力不足是导致数字经济效率低下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效率的高低是物理、事理和人理各层面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良好的创新能力是提升数字经济效率的核心前提;"经济发展水平+数据资源+政府支持+创新能力"是引致高数字经济效率4条组态路径中最主要的路径,而数据资源匮乏和创新能力不足是3条非高数字经济效率路径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