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方法,民族志在被引入传播学领域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将其从人类学领域引入传播学领域.它挑战了实证主义范式,以建构主义立场发掘观察数据的意义.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后期,以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为代表的学者们倡导"物质性转向",促使民族志把研究焦点从文化符号转移到技术的"物质性"方面.方法论的嬗变暗示了人们对"传播"的认识论立场发生改变.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媒介是人的延伸"的隐喻正在实现,民族志为研究"人和技术交互"提供了量化分析和理论批判之外的第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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