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0年代的民族危机促成了现代诗人在社会性、政治性等方面的觉醒,他们对盛行于1930年代脱离公共世界、缺乏伦理关怀的象征主义诗风进行了反思.以"街头诗"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的影响促使杜运燮思考诗与现实的关系,指出诗的新方向应该是"民族新生的史诗",并在"抗战建国"的战时氛围中创作出以《滇缅公路》、《机场通讯》等为代表的"现代史诗".同时,以奥登为代表的一种"不彻底的左派"的国际左翼文学的影响又使其摆脱了单一的阶级批判立场.解放区文艺与国际左翼文学的双重经验构成了杜运燮1940年代诗歌复杂的诗歌面目.在各种"左翼"经验的取舍之间,杜运燮承担起诗之于时代的责任伦理.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