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卞之琳在抗战期间曾以“游击奇观”为总题写下一系列短篇小说,表现出坚定乐观的民族抗战意志和人民战争意识,艺术上也由精致朦胧的情趣玩味走向生动活泼的朴素叙写,新发现的《儿戏》《放哨三部曲》就可为代表.卞之琳写于1932年的《白石上》后记和1938年为何其芳《论周作人事件》所写的编者后按,为理解卞之琳对于诗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了解他对于闻一多的感念之情以及分析他对于周作人投敌事件的情感与立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卞之琳20世纪30年代较为集中地进行文学翻译时,也写过不少以题记、附记等形式呈现的译者附言,它们不仅提供了有关卞之琳文学行为的重要史实,而且对其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也有不同程度的阐发.本文将卞之琳的这些短篇和短文视为实存的“文学行为”之遗迹,尝试分析其间隐含的复杂意味,以期增进我们对于卞之琳其人其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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