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途中的文艺"是郭沫若调动其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经验应对社会历史剧变的产物,牵涉了他对历史主体变动、思想意识转换和文学观念调整等问题的思考.应对剧变过程中,郭沫若将"工农"作为新的革命主体,肯定他们的革命自发性,提出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颠倒了两者既定历史位置;他主张知识分子要通过"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情绪",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实现主体转换,进而认为革命文学是通往社会主义"途中的文艺"样态,是可以与政治军事实践相提并论的"文艺战",是知识分子介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途径.因而,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文学一直处于未完成和不断生成的"途中"状态,是其不断参与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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