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的中枢政务运作面临面赐裁决与文书行政两种决策机制的张力,至万历朝尤为明显.崇祯年间的政务运作模式则迥异于前代.由于对前代制度实践的不满以及对文官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明思宗频繁于文华殿、平台等外廷地点召对群臣,君臣面议政事的机制成为常态;而在制度之外甚至被士大夫视作"非制"的御笔文书、内降谕旨亦构成崇祯朝政令传递的重要渠道.这些制度革新意在淡化内阁等中间机构的重要性,实现皇帝与廷臣相对直接的交流,以确保政情上达与诏令传递渠道的通畅.这一模式也为清初中枢决策体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参照,皇帝在场与皇权走向台前成为晚明、清初制度演进的内在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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