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伯林从一开始就提防一种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伯林并不相信所有的价值都可以被理性所协调,而是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拒斥那种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随意的抽象术语的尝试.对伯林而言,无论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计划,实际上都是背离了人类现实政治生活图景的乌托邦;伯林所要做的就是给我们指出,现实政治生活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生活世界,诸多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是不可通约的,不可能化约为一套完美的统一的标准,政治并不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状态,而是解决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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