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代前期的后梁和后唐渊源于朱温与李克用在唐末所建立的藩镇政权,他们利用唐室衰微的时机,凭借强大军力不断扩张,进而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依靠武力崛起的地方势力在试图转变为中央政权时,其领导人势必面临合理化问题,需解释自己为何拥有“天命”而登基.后梁的朱温希望通过禅让与郊天仪式,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后唐的李存勖则以李唐王室的继承人自居,宣称唐室中兴.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这些戎马出身的领导人都必须要与文士合作,重视礼乐仪式,重建官僚体系.于是,他们原本全以军事为中心的政权发生改变,也间接造成这些武人统治者的文儒化.由于这些戎马出身的统治者接触文艺知识的时间甚短,对于儒学的理解有限,导致他们过度期待“正统”所能带来的政治利益.从现实层面而言,仪式的进行须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却无助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根本解决.当朱温专注于禅让仪式时,李克用父子得到重整旗鼓的机会;后梁末帝重视文治,却缺乏统兵的能力,终为李存勖所灭.李存勖在灭后梁后暂停军事扩张,致力模仿唐代皇帝的形象,希望以唐室重建为宣传,威服南方的独立王国;执掌大权的郭崇韬则努力重建由世族领导的文人政府,而这两点都成为其政权快速衰亡的原因.李嗣源取代李存勖的王位,不再追求建立王朝的正统性,而致力于保境安民,这种重视现实的政策反而能达成较长的稳定与和平.这个转变也成为五代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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