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来,中国生态人类学主要实践为三个层面,即追求理论的生态人类学、追求应用的生态人类学和作为文化批评工具的生态人类学.第一种是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寻找社会运转的机制和文化模式,第二种关心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与平衡问题;第三种则把学术研究理解为一种文化反思的手段,努力与进化论、汉人意识和现代化叙事模式保持对话.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在理论上基本依附西方.大部分生态人类学研究只关注中国的边界地区和少数民族,而对于东部地区、中心地区,即对广大汉人地区的生态问题关注不足.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探索,大部分应用研究的思路和招数千人一面.中国生态人类学从文化多样性和地方知识观出发寻求解决生态困扰的方案,彰显了其学科优势,但又显得手段单一,从而落入了用地方知识观拯救一切的思维窠臼中.新时期中国生态人类学所获结论基本是一个时代的理论范式关照的结果,明显带有普遍化的、模式化的思维特征.中国生态人类学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要做到从应用手段和文化批评工具到认识论工具的提升,在研究视野上要具有更久远的历史感和实践感.
NETL
NSTL
万方数据
维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