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浙东文人在元统治下形成的隐逸守道的人生模式并未随新朝建立发生急剧改变,且影响了其在明初的心态与出处思考.以洪武十年苏伯衡拒辞文章首臣的节点回看他们在明初的生命状态,可见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与行道理想、人格尊严、个人性情不断冲突,他们在矛盾、徘徊与挣扎,妥协、逃避与抗争中形成了屈谨、畏慎、愤激与疏离等复杂多元的心态,并直接导致仕与隐的重新选择.浙东文人的心态正是其在政治高压下对现实的回应及理想覆灭与命运失控的现实缩影,而其复杂心态下的权衡与抉择均基于对儒家之道的践行与坚守,且表现出儒者品格的多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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