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8年,初版《鲁迅全集》在"孤岛"上海印行2500部普及本和400部纪念本.普及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预约发行.相对于广泛的期待来说,初版《鲁迅全集》的印数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全面抗战期间,《鲁迅全集》一直难以再版,在书商或个人的转手交易中,它身价日增,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甚至潜藏着暴利机会的生意.文章认为,普及与生意,其实都是由《鲁迅全集》的"意义"生成的两种取向.在出版业内,普及诉求始终防范着生意追逐;在转手交易中,因"意义"赋予而增殖的价值无法得到相关力量的规约,因而上演了逐利生意的重复变奏.出版业内的行动方案与出版业外的变奏,也具有一定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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