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是"拨乱反正"的道德书、"改制立法"的政治书、"托事明义"的义理书、"讥刺贬绝"的批判书、"经世致用"的实践书.尽管<公羊传>不如后世公羊家说得如此全面,但其"解经探义"的索隐特性、批判风格、立法精神、权变意识与经世取向还是具体而微.回归元典<春秋>和<公羊传>,围绕两者之间的解释和被解释关系,揭示<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独特品性,探求公羊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经典源头,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学和准确把握公羊学精神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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