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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某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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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汽车制造业(AMI)的作业方式使作业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会导致消极情绪而产生抑郁症状.[目的]研究AMI企业作业人员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以及抑郁症状之间关系.[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2021年以广州某AMI企业的1300名作业人员为调查对象,分别使用付出-回报失衡(ERI)问卷、职业倦怠问卷、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评估作业人员的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以及抑郁症状情况.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法分析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对AMI作业人员抑郁症状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职业倦怠在职业紧张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2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4.5％.1228名AMI企业作业人员的ERI比值为1.06±0.72,职业紧张发生率为37.3％(458/1228);职业倦怠得分为(2.18±1.37)分,职业倦怠发生率为62.6％(769/1228);抑郁症状得分为(10.27±6.42)分,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7.1％(578/1228).该AMI企业作业人员职业紧张中的付出、内在投入维度以及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耗竭、人格解体维度得分分别与抑郁症状得分呈正相关(rs=0.415、0.571、0.573、0.593,P<0.05),回报、个体成就感维度得分则与之呈负相关(rs=−0.454、−0.339,P<0.05).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得分变化的解释量分别为27.6％和16.6％.职业倦怠分别在职业紧张的3个维度与抑郁症状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0.2832(95％CI:−0.3250～−0.2434)、0.3553(95％CI:0.3071～0.4041)、0.4193(95％CI:0.3681～0.4725).[结论]AMI作业人员职业紧张影响职业倦怠的同时又间接影响了抑郁症状,职业倦怠在职业紧张和抑郁症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减轻AMI作业人员的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水平,对抑郁症状有缓解作用.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job burnou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workers in a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Guangzhou

马炜钰、谭夏优、何易楠、陈琳、张晋蔚、刘移民、梁嘉斌、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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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职业卫生评价检测中心,广东广州510620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健康监护中心 ,广东广州510620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管理科,广东广州510620

汽车制造 职业紧张 职业倦怠 抑郁症状 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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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A01003920221A011060202201010816

2022

10.11836/JEOM22083

环境与职业医学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华预防医学会

环境与职业医学

CSTPCDCSCD北大核心
影响因子：0.71
ISSN：1006-3617
年,卷(期)：2022.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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